瓷器字画拍卖鉴定字画私人老板现金收购

真伪混杂。有的把题跋与绘画割裂开来，重新补配，装裱成卷，这样就变成真画假跋、假画真跋两件东西了。也有所谓“雨夹雪”的办法，从一部册页或一堂屏条中，用伪品抽换一些，真真假假，借此来欺世牟利。更有在没有题款的肖像画上，无中生有，瞎造一个画家的名字，题在上面，就是为某某（如曹雪芹）画的像，还拼凑一些别人的题跋附在一起。凡此种种，我们都要仔细观察，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否则，鉴定失误，会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坏的影响。

代笔。也叫作“捉刀”。历史上君臣、父子、夫妻、师徒、朋友之间代笔的事例屡见不鲜。多数情况是出于书画家本人因为请求的太多，应接不暇，只好请别人“捉刀”。例如明代董其昌叫赵左、珂雪、赵泂、吴振、吴翘、叶有年、沈士充等人代笔；清代金农叫项均、罗聘、陈彭等人代笔；赵之谦请王庭训代笔，等等。严格讲，代笔经过本人同意，不能算作伪品。同时，代笔的作品中也有本人添过画笔或自题名款的，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例如《文物》1981年第8期介绍的金农《梅花图册》，我认为是罗聘的代笔，每幅题字则出于金农之手。这件作品画假字真，梅花虽属代笔，但有艺术水平，不能与伪品相提并论。

上述六种类型中，容易碰到的是种“改头换面”和第三种“模仿伪造”。此外，还有利用近代印刷字画，漂去油渍，添笔加色，冒充真迹的。更有似假非假，定真非真的，例如清代费丹旭的学生蒋升旭，字画逼近他的老师，落款“升旭”两字给人以“丹旭”的错觉，有人就误定为费丹旭的作品。在鉴定实践中还可以碰到不少五花八门的问题，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各种类型的伪作，是很好的反面教材。了解它，熟悉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辨别能力，进一步做好书画鉴定工作。

在现实生活中，签名盖章作为凭信的一种手段，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鉴定一件书画，辨认签名比印章更为重要。不少伪品，就在签名的笔法和书法艺术水平上过不了关。同时，还要留意书画家的签名习性，例如：元朝赵孟頫字子昂，他在书札上往往署名“孟頫”，绘画上常写“子昂”。元朝的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他们晚年常署别号，不写姓名。明朝文徵明早期署款“文壁”，后来才改为“文徵明”。董其昌字玄宰，晚年往往书法上署名“其昌”，绘画上常写玄宰。明末清初蓝瑛早期署款有时写“钱塘蓝瑛”，晚年则很少写出籍贯。近代吴昌硕早年署款“吴俊”，黄宾虹早期署名“滨虹”，潘天寿早期署名“天授”，等等。看一件书画，凡是违反本人签名习性的，就得考虑是否有伪造的可能性。审验签名，有时甚至可以作为判断真伪的主要依据。例如北宋书画家米芾的“芾”，下面是“巿”不是“市”，凡是写成“市”的都是伪品。曾见清初肖像画家禹之鼎人物轴，自署“金陵禹之鼎”。其实禹之鼎是广陵（江苏扬州）人，不是金陵（江苏南京）人，一字之差，真伪立判。当然，我们不能单凭签名来断真伪。例如前面提到的罗聘代笔金农自题的《梅花册》，不能因为签名真而就认为梅花也是金农所画。无款《临韩熙载夜宴图》卷，就是因为上面有唐伯虎亲笔题诗署款，而造成鉴定失误。

书画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所形成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例如：清代书法家刘墉喜用浓墨，王文治喜用淡墨，因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近代吴昌硕写石鼓文喜用焦墨，黄宾虹作画则常用宿墨。五代山水画家董源、巨然用披麻皴，南宋马远、夏珪用斧劈皴，元代倪瓒用折带皴。明代仇英画人物眼睛很小，清代高其佩用手指头画钟馗往往不画眉毛。明代徐渭善画大写意花卉，落笔如风，绝少用色；恽寿平以没骨法为花卉传神，风姿绰约，则以色彩见长……可以说，历代书画家都有自己的面目，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只要多看多记，就能逐步辨认出他们的风格特征。

鉴”与“考”的作用
鉴定一件书画，可以用“鉴”和“考”两种方法。“鉴”就是比较，“考”就是考证。
要比较就得看实物，多参观展览；如限于条件，可多看看影印本。要有目的性去进行比较，真迹与真迹比，同时代作品之间相互比，比其同；真迹与伪品比，不同时代作品之间相互比，比其异。通过反复比较，逐步认出时代、个人的风格特征。
许多书画鉴定家都在“鉴”字上用过苦功，口传心授，留下不少好的经验。有些经验比较具体，容易捉摸。例如：书法大轴元朝很少，明朝才开始流行；团扇只见于宋元，到清晚期突然又流行起来；折扇开始于明成化、嘉靖年间，明末清初流行泥金折扇；装裱的对联出现于明末清初；明晚期题款中出现“仿某家”字样；明末清初书画上款位往往写“盟兄”“老社长”“老年翁”，清乾隆以后才出现“仁兄大人”一类的称呼，等等。这些具体经验，一听就懂，一用就灵。有些所谓宋朝岳飞、朱熹的对联，明朝早期王绂的书画折扇，不看实物，便知其伪，就是靠的这种具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