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钱币估价千万

积累学识、深入实践是古钱币鉴定的必要条件
更宽泛的钱币鉴定内容对鉴定者的学识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定者不但需要具有较为广博的钱币学和货币史知识，而且需要具有客观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许多随机的场合中，鉴定钱币没有查考资料的条件，要求鉴定者在短时间内动用自身的知识储备，对钱币的要点形成自己的看法。我感到学会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非常重要。钱币鉴定的过程，其实就是以鉴定者所掌握的知识与钱币自身所携带的信息交互印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鉴定者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和判断是得出正确结论的。

以往我们收藏的钱币，多为历代发行的民间流通钱币。可是在近年北方新面世钱币中，却出现了多种传承于历代官府的秘档钱币。比如：和流通钱币一模一样的铅质钱币，比流通钱币更规整、更厚重的精铸钱币，边缘和地张铸阴刻花纹的大钱等等。这些钱币覆盖唐五代以来的历朝历代，数量虽少品类繁多。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系列钱币绝非一句“现代仿制”所能包容得了的，明显形成于一个持续运行的系统工程。这些钱币究为何物？如能从史籍中寻得蛛丝马迹当然是好的诠释。《宋史·食货志》载：“大观元年，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鼓铸，若产铜地始听兼铸小平钱。”其中“降钱式及锡母”即为朝廷下发“钱式”和“锡母”之意。顾名思义，“钱式”即为动议铸钱之初的钱币样式。证之实物，我认为那些厚重的精铸钱币就是“钱式”。其特征是与正式行用的流通钱币存在明显差别，或是大小薄厚不一，或是文字有异，或是加铸了特殊的背纹，显见是铸钱设计论证阶段产生的尚未定型的钱币。而与行用钱一模一样的铅质钱币就是古籍中多次提到的“锡母”。因为铅在古代亦称“黒锡”，铅有成本低、比重大、熔点低、易修整、易于反复熔炼使用等优点，利用其作为翻砂铸钱的母钱要优于其他金属。以上仅就钱币鉴定中的史实互证举此两例，囿于篇幅，关于“钱式”和“锡母”的认定问题这里不详加讨论。

为方便审议，钱式一般统一规格，多为35毫米左右和46毫米左右两种，和对应行用钱并非一般大小。这枚治平通宝钱式直径35毫米左右，广穿。为与行用钱相区别，“平”字少铸两点。行用钱中亦见治平通宝广穿小平钱，但书法与此有异。说明钱式上的钱文书法尚未确定。
这枚大观通宝钱式直径亦为35毫米左右，钱背铸特殊标记。行用钱是没有这种背纹的。
嘉熙通宝背穿上“十”穿下“西一”铁钱实物直径39毫米左右，穿上“十”为折钱之意。但这枚钱币绝非铁母，因为其直径只有35毫米左右。进一步证明钱式与对应行用钱大小是不一致的。

西夏乾祐宝钱钱式，直径35毫米左右。钱式背面多铸有这种弯月标记，在行用钱上是见不到的
辽代寿昌八年钱式，直径在46毫米左右。寿昌年号实际只有七年，可见钱式皆为提前许久就已形成。此钱文字也与辽代行用钱风格不符，说明钱式只是确定基本形制，之后还要请人正式书写钱文。
宋代九叠篆书皇宋通宝折五型铅质母钱和同版同模子钱
辽代天赞通宝折三型铅质母钱和同版同模子钱
金代篆书泰和重宝折三型铅质母钱和同版同模子钱

面对浩繁的历代铸币，许多泉友不具备根据铸币风格和时代特征断代的能力。特别是对待年号钱，往往采取了根据历史年表简单对号入座的办法，从而导致了错误的结论。比如,近年北方出现一系列历代小平年号钱，上起东汉永寿、建安，下至明代天顺，期间南北朝天赐、保定，隋朝开皇，唐朝武德、天授、乾符、天佑，五代乾化、贞明、明德、开运，宋代建隆、乾德、端拱、天禧、嘉祐、德祐，元末韩林儿龙凤等年号都赫然在列，还有一些失载的年号也跻身其中。这些年号钱有隶书、楷书两种书体，许多都是通宝、元宝成对，个别也有重宝钱。普遍钱文书法粗俗、铸工低劣，虽然跨越数朝，铸币风格特征却是百钱一面。从锈蚀情况看，这些钱币绝非现代赝品。因而个别得之者如获至宝，以为填补了年号钱的空缺。实际上我们如果了解以上朝代的铸币风格特征，很容易就会将这些钱币打入另册。仅从书法而论，汉代隶书刚刚趋于成熟，钱文仍然多为篆书，是不可能出现楷书钱币的；唐代钱文书法多为规整的隶书，亦无出现楷书钱币的可能性。

起源于15世纪，始铸于欧洲，俗称“洋钱”、“花边钱”或“大洋”，是银铸币的通称，是世界上银本位制国家的主要流通货币，大约在16世纪，银元流入我国。1890年（光绪16年）开始正式铸造银元，民国时期建立银本位货币制度以后，也以银元作为主要流通币。银元是近代币收藏的重要币种之一。
从明代崇祯四年至解放前夕先后发行了640余种银币，其中四种银元格颇为昂贵，这就是旧版银元中的“四大天王”：奉天省造癸卯光绪元宝库平壹两银元、香港造上海壹两银元、湖北省造光绪七钱二分本省银元、孙中山像地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