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画拍卖鉴定字画上门收购

改头换面。作伪者利用旧书画，采取挖割、揩洗、添款、移款等恶劣手段，变无款为有款，近代改古代，小名家改大名家。曾看到一幅属于清朝初期接近扬州王汉藻艺术风格的山水楼阁图，被人洗掉名款，添上刘松年的名字，冒充南宋画。还看到一幅绢本设色山水，经过裁割、添款，伪造成清初画家郑旼的作品。凡是名款被洗掉、挖掉或从别处移过来的，纸绢上总有些痕迹可寻。书画一经裁割，势必影响通幅布局的完整性，只要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也是不难鉴别的，特别是后添款的笔迹，墨色往往浮在纸绢上面，容易看得出来。

揭二层。把近代书画在夹贡纸上的笔酣墨饱的作品，揭开来分为上层、下层两张，利用下层纸笔墨渗透痕迹做假，参照上层纸原迹，添笔补色，再加盖图章，冒充真迹。这类伪品，纸面起浮毛，笔墨色彩也异样，落笔处墨色重，行笔处墨色轻，星星点点，浓淡悬殊，总不太自然。还有些作伪者，利用稀绢本书画后面的托纸（即“命纸”），经过加工，以假充真。

有没有关通过而第二关通不过的作品呢？有，数量也不少。这类伪品，情况比较复杂，要具体分析种种可能：代笔；同时代人伪造；古董商把同时代的小名头书画家作品，裁割添款，冒充大名头书画家的作品；被后人错误定名……鉴定这类作品，难度比较大，要反复审看，认真研究，仔细推敲。曾见彩色影印唐伯虎临《韩熙载夜宴图》卷，时代风格相符，而且画卷上唐伯虎所题七绝诗两首，书法也是真的，关通得过，但是绘画的个人风格有问题。卷中所画人物，形象较为刻板，衣纹线条显得单薄，设色鲜艳有余，沉着不足，带有俗气。我认为这一卷应是出于明朝中期一位职业画师之手，唐伯虎在画上题了诗。这是一卷残缺不全的临摹本，可能原有原画家署名，被作伪者有意割去，冒充唐伯虎画；也有可能流传过程中受损残缺，被后人误定为唐伯虎的作品。这卷画，时代是够五，画得很认真，有一定艺术水平，虽非唐伯虎真迹，也算是一件难得的古画了。

学习鉴定书画，要辨认各个时代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认识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风格。
书画家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地位、质量情操、生活经历、师承渊源、审美观点、创作实践等各不相同，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貌。
我国书画艺术非常讲究骨法用笔，辨认个人风格，笔法至关重要。每位书画家执笔运腕，落笔轻重缓急，用笔中锋、偏锋、圆转、方折等，笔法各有特色。例如宋代四大书法家，按照当时米芾的说法，蔡襄勒字（用涩笔写），苏轼画字（用笔重按），黄庭坚描字（用笔轻提慢写），他本人是刷字（用笔快速书写）。勒、画、描、刷，说出了宋四家的笔法特点。

书画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所形成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例如：清代书法家刘墉喜用浓墨，王文治喜用淡墨，因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近代吴昌硕写石鼓文喜用焦墨，黄宾虹作画则常用宿墨。五代山水画家董源、巨然用披麻皴，南宋马远、夏珪用斧劈皴，元代倪瓒用折带皴。明代仇英画人物眼睛很小，清代高其佩用手指头画钟馗往往不画眉毛。明代徐渭善画大写意花卉，落笔如风，绝少用色；恽寿平以没骨法为花卉传神，风姿绰约，则以色彩见长……可以说，历代书画家都有自己的面目，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只要多看多记，就能逐步辨认出他们的风格特征。

南宋 水墨《十六罗汉图》卷（局部） 佚名 西泠印社藏
至于印章（包括书画家印章和鉴赏家、收藏家印章）、题跋、纸绢、装潢、著录等，有时也起到辅证作用，而在特定条件下，对断代、断人，还能起到决定作用。不过，总的来说，这些辅助依据毕竟还是次要的。过去有些人把印章、著录等看成是辨真伪的主要依据，这是反客为主，容易失误，有时甚至起反作用。例如，1979年浙江省举办古代绘画联展，我们向杭州借展一件所谓明朝张瀚的《十六罗汉图》卷。卷上有张瀚图章，卷后有清康熙年间杭州翁嵩年题跋，定为明朝张瀚所作。其实，卷中罗汉、树石的画法，接近南宋梁楷、牧溪一路；龙、虎的造型和笔法，与日本保存的牧溪《龙》《虎》二图基本一致，这卷画应是南宋晚期的作品。张瀚是明朝嘉靖年间杭州人，官至吏部尚书，史传上说他画山水绝似元朝吴仲圭。无论时代、题材和技法，都与《十六罗汉图》卷对不起头来。画卷上张瀚图章当是收藏印，翁嵩年鉴定不确。我们把明画改定为宋画，公开展出，得到了学术界承认，主要就是依据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1949年以来，浙江发现宋画不过几件，这卷宋画，我们如果迷信印章和前人题跋，势必沿袭旧误，仍把它当成明画，给工作带来损失。总之，鉴定书画主要把好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关，这是经过反复实践，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