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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林林总总列出了11个条件,先拿它们跟吴镇画的墨竹做对比,发现有一幅完全符合这十几个条件,其他的则一个都不符合。而一幅符合条件的《石竹图》恰恰是所有藏品中不为人知的,在徐小虎看来,这是因为假作太多,反而让真迹显得是“例外”,《石竹图》就是一幅“被遗忘的真迹”。
次发现台北故宫所藏吴镇之画有伪的时候,徐小虎惊得发烧病倒,在家躺了3天。半年后,她才敢再一次去台北故宫提画研究。经过盘点,她认为台北故宫收藏的50多幅吴镇画作中只有三幅半是真的。
她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蒋复璁。蒋复璁一听,说:“有赝品吗?太好了!那么我们应该马上开始研究,把真伪区分开!”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她建立了自己的鉴定方法,想要重新给古代画作断代,把那些真迹选出?来。
可惜好景不长。1983年,蒋复璁退休,新上任的院长听说故宫有假画很不高兴,在看过《被遗忘的真迹》初稿后,他甚至不让徐小虎提画。为了继续研究,徐小虎只能请各路同学朋友帮忙找高解析度的电子版藏画。
在那段时间,徐小虎写出了《被遗忘的真迹》,并因此获得了去牛津大学读博士的机会。谈及那段时间的经历,她觉得有点委屈:“院长可能觉得台北故宫有假画伤害了他的自尊。似乎(如果有赝品)就是皇帝没穿衣服。其实,皇帝没穿就没穿嘛!”
2018年从日本私人藏家手中动员回来了苏东坡真迹《枯木怪石图》和赵孟頫的两通书札,三件文物共开价1.5亿元。傅熹年参与了鉴定,认定其为真品,建议国家收购,但国家文物部门却表示没有这么多的经费。终,《枯木怪石图》在佳士得拍卖行以4.1亿港元被一位“神秘买家”买走,赵孟頫书札也拍出天价,买家身份同样没对外透露。
遇到这些事,傅熹年总是很无奈,他觉得这些东西该公家收藏的。就像他的主业本来是中国古代建筑史,在一生中却总是被一次次的运动打断,后期又被书画这个业余爱好“喧宾夺主”。
认识七十年了,他的清华同窗王世仁觉得他始终正派,不管是被打成右派时还是后来当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始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过,傅熹年对一些事很不在意,但对另一些事又很在意。如说起梁启超题赠给赴美留学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宋《营造法式》、梁思成画的建筑图手稿清华建筑系都没有出钱收购,他冷静的语调少见地变成了义愤填膺,为恩师梁思成如今所受到的这种“待遇”而愤愤不平。
师姐王其明觉得,傅熹年的“本行”虽是建筑,但对书画、古籍等精研很深,这有家庭的影响,也与他曾直接受教于“北梁(梁思成)南刘(刘敦桢)”有关,因此他能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通才。
那时,傅熹年因为老进城往家跑,没少挨团干部的批,说他“贪恋资产家庭生活”。解释只会招来更多的批评,因为古典文化当时被视作落后的东西,他索性就不解释了。反正在学校里,他对当全5分学生并不感兴趣,但是重要的功课,例如课中的建筑设计、建筑历史和基础课中的素描、水彩画,是5分。
傅熹年作品:麦积山石窟外景水彩写生图。
“画透视图是一绝”
傅熹年之所以进入清华建筑系(当时叫营建系)学习,是因为高三时读到梁思成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和明清北京城的文章,萌生了搞建筑史的愿望。在清华时,他钦佩梁思成的铅笔单线速写,徒手画建筑线条,又快又直。他曾借到梁思成旅欧时的速写册《拾遗》,内有对法国布惹阿城堡大楼梯的速写等,反复临摹。
他没想到的是,四年级划分时,清华营建系已改为纯工科的建筑系,没有了建筑史。他被分到工业建筑,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幸而1956年9月中科院与清华建筑系合办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梁思成任主任,傅熹年被所在单位派到这个研究室工作,得以回到母校清华。他以为终于实现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夙愿,但命运再一次捉弄了他。
反右运动中,因一些私下闲谈被人揭发,他被划成右派,1959年春下放建筑工程部的北京南口农场劳动。
说起这次下放,他只淡淡地说工作是“放牛、养猪、种老玉米”。他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是给母猪接生,十个八个呼噜一下子就生出来了,“挺好玩的”。下放的近两年里,他抽空反复通读了带去的《资治通鉴》和宋《营造法式》。
1960年10月,他摘掉了右派帽子,返回单位。反右后,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已被清华撤销,经梁思成联系,傅熹年等非清华人员调到了建筑工程部所属的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历史室。工作室的主任是梁思成,副主任是刘敦桢、汪季琦。傅熹年被编入民居研究组,参加了王其明负责的浙江民居调查。
这是他次目睹此画实物。他注意到,位于画幅右上方的款识“吴兴赵孟頫”笔法滞涩,且从构图上看画幅右方颇显局促,因而认为画作并非赵孟頫作品,而是经过了剪裁,作者原款被裁去,“赵孟頫”的名字是后来添加的。
因为全国需鉴定的书画作品很多,当时商定,鉴定组采取不争论原则,将不同意见作为附注标注。谢辰生只负责协调工作,启功没有参加这次鉴定,参加的5个中,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3人同意这个意见。后的鉴定意见为,该画为元人作品,但非赵孟頫所作。
鉴定组在沈阳工作时,也发生过较大争论,尤其是对一些画的年代分歧很大。
1986年后,徐邦达实际上不参加鉴定了,启功也经常不来,刘九庵和傅熹年不得不负起主要责任来,大量的反对意见都是他们俩签署的。
傅熹年说,并不是每一位都坚持自己主持收购的书画为真,徐邦达就很大度,他替故宫收进的字画,如果鉴定组认为是假的,他也认账。
鉴定工作结束后,傅熹年偶然翻阅旧笔记,起了对《百尺梧桐轩图》加以考订之心。因为这幅绘画之精雅、题诗诸人的声名之煊赫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一幅伪作却会有七位同时代名家为它题跋?
通过研究题诗的内容和题诗的时间地点,他判定,画上的梧桐轩主人应是张士诚之弟张士信。当时张士诚以富庶的平江(苏州)为中心割据江浙11年之久,在遍布全国的元末起义烽烟中,这里成了一个文学艺术盛的孤岛。傅熹年认为,画的作者应是当时居留在平江的一位名家,其画风受到赵孟頫的影响。张士诚兵败身亡后,收藏者不得不裁去原款,伪托赵孟頫所作,实是为了将画作保存下来而不是为了欺世盗名。因此,此图虽非出自赵孟頫,也有特殊的历史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