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明斗彩等古瓷器鉴定方法！免费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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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古陶瓷应以造型、胎体、釉面、纹饰、款识五个方面为主要依据，这是耿先生（故宫博物院耿宝昌大师）到的见解，也是他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
无论是考古出土物还是传世品，终还是要靠人的头脑来判明时代或真伪。中国古陶瓷时代风格的延续和演变，使我们的鉴定分类工作具备了一个科学的<标型学>。然而对于复杂的传世品及历代仿作仅凭<标型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由经验丰富的实践家来进行细致的分类排比，找出各朝时代风格特征和变化规律，把各类器物准确地还原到本时代中去。
仅就明、清瓷器而论，耿宝昌先生认为造型是直观的，重要的。因为各类器型多能确切表现本时代生活习惯、审美标准、风俗面貌和技术条件。熟记各朝典型品种的各类器型，形成准确的“”概念，尤容易帮助鉴别真伪。历代陶瓷造型都有一个符合各自时代风尚和特征的宏观面貌，但也有不同时代却风格相近，呈周而复始的再现。明、清时代同类器型的适度变化，有的虽是细微的一线之别，然而却能体现出秀美或古拙的时代风格。例如，清代雍正瓷造型风貌秀丽纤巧，恰到好处，称之为艺术上的“线条美”，确实外形线条增之一分则拙，减之一分则陋。又乾隆瓷器成型技术随心所欲，器型繁多，逹到历史以来高水平。尤其是风格华丽的一类观赏瓷表现出侈靡的时代风尚。
细致观察胎体和釉面亦为断代辨伪的重要环节。耿先生儗人的喻器为形，胎是骨、釉做衣。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在胎釉成分和烧制工艺上都有显著差别；现代瓷的机械化模制生产与古陶瓷胎体用手工制作又完全不同。明代胎体瓷泥淘炼的纯净度及烧结密度都远逊于清代。例如，清代康熙瓷器胎质精纯、细腻、坚硬，居明、清两代，有“似玉”之誉。民窑制品亦不例外。鉴定胎体时大多是从器足无釉处或器口、里露胎处来观察的，然而各种形状的器足均能代表其时代风貌，是原时代所留下的性痕迹。对于识别伪品，有时仅凭器足便可论定。因而，研究并类比各个时代不同形式的器足特点，找到其继承发展的演变规律，对于历代古陶瓷的鉴别更是极其重要的。
观察釉面尤应以釉层的薄厚，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及气泡的疏密大小等特征入手。另外，对于釉面的莹润与干涩、釉质的缜密或疏松及缩积釉等状态也需掌握。例如，常见明代永乐白釉器口、底、边角积釉闪现浅淡的青色；明代瓷器釉面含较多的钾钠元素而呈现不同程度的青白色调；清代康熙瓷口、足多施加粉质白釉易于形成破泡剥落现象，等等。体察釉面的以上特点往往需要借助于放大镜，特别是常说的釉面坚硬与疏软这个物理属性，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准确表示，只能靠观察比较去体会，因而它是鉴别古陶瓷难以掌握的一个要素，也是衡量鉴别能力和水准高低之分之所在。
瓷器上的纹饰也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不同时期纹饰均有不同的风格；相同题材的纹饰，其间也有可循的继承和演化规律。明清时代瓷器的釉上或釉下绘画，釉下刻划、雕塑等内容，大多映现出各代风俗情貌及社会背景，有时只据纹饰内容便可直呼时代。例如，明代正德瓷多书回文箴言；嘉靖、万历瓷常绘稚拙的道教人物故事；清代乾隆之前的各种彩绘瓷所呈现的“彩晕”、“蛤蜊”光现象等。此外，和纸绢画相近的瓷画也深受同时代名派画家画风的影响，在鉴别辨析时，除熟悉古代书画笔法外，还应参考同时期其他工艺品的图案纹饰，如织绣、竹、木、漆、牙、玉、铜等，它们的时代风格一脉相承、互为认证。
明代以前的瓷器少有署款，明清各朝官民窑器款识千差万别，历代又多伪托假款，所以凭借款识断代尤为重要。从研究署款的笔法入手，经常将真假款识相互比照，结合器物的其他诸要素特点，审度其字体结构，字形笔画，色泽深浅，便能提高鉴别能力。
古陶瓷鉴定本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和技能。耿先生常说：“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看”。当然这个“看”字是指的器物上手后，耳、目、手三者并用。用眼来观其造型和纹饰，辩其胎釉色泽与厚薄，审其器足及款识，又要将其摩挲以别粗细，用指叩敲以察音响。这五方面要素缺一不可，切不可偏执一方，谨据局部或偶然巧合而妄断时代。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简言之，可以这样说：“造型为根本，胎釉是关键，纹饰辩时代，款识察真伪”。
见微知著
同于鉴别古字画一样，鉴别古陶瓷亦当澄心定虑，忌粗心浮气，要从细微末节处反复观察。上述的所有五要素皆在上手的过程中得到验证。由于各代制瓷工艺和烧造方式之间的差别，从而留下一些细微的区别之处，这些末节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很不以为然，大多易被忽视。然而，它一旦作为断代和判别真伪的证据，则具有毋庸置疑的说服力。


天空:
历代仿作者的心理不外乎崇尚或趋利。既然是仿作，一定要形似，但仿者是后来时代的人，极易受到本时代工艺习惯的影响，往往有原物时代的现象。另外，仿制者本身所具有的技能和素质，并非对工艺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如选料、拉坯成型、胎釉质地、纹饰绘制等样样精通，总有某一环节欠缺不足，为后文鉴定者留下可疑之处。据耿先生多年识别伪品的经验而论，真器的胎与釉的质地和硬度是仿制者极难通过的“禁地”。所以，紧紧抓住各时代胎釉和工艺特点，便可破邪显正。又如，清代仿制明代永乐、宣德青花扁腹绶带葫芦瓶与真器的重要区别在于：仿品胎体为两片竖接；真器为明代琢器类通用的多段横接法，微露接痕。其他特征无须多究，仅凭“横”、“竖” ，二字便可识伪，真可谓“一语破的”。晚清及民国时对历代陶瓷无所不仿，伪品充斥；真假莫辨。其作伪手法诡诈多端，。
因而，此时多有“仿古暗合、与真无二”的赝品流传于世。近年来，国内外的仿制品乃是集历代仿作之大成，仿制水平又有所新发展，是传统仿古作伪方法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产物，亦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耿先生认为辨伪的核心应是剥去“貌合”的伪装，现其“神离 ”的原形。不管仿造者是如何用尽心机，只要从细微处去发现，总能窥出其破绽。除了博见、真品外，在实践中也要多识些典型的赝作，反复比较，切磋琢磨，总结出仿作的规律，从而积累丰富的经验，锻炼自己目鉴的眼力。
触类旁通
陶瓷制作工艺的延续性，使我们能够去总结各代演化规律，宏观地划定其时代。但是，同一时代不同窑口之间的循衍关系，尤其是明代以后景德镇以外的地方窑，往往使人束手无策，易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鉴定通病。耿先生称这种孤立的滞板的鉴定方法为“死胡同”；又谓：“善比物丑类者，方能触类旁通，从而见怪不怪，游刃有余”。
经常用类比法排队分析，去发现不同器物相近的时代特征及内在的联系，从而对不同的种类、造型、纹饰的器物正确断代，这是耿宝昌先生一贯坚持的实践方法。明、清以来，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其间总有息息相通之处，故对民窑器物的断代应以官窑器为宗，不可截然分开，孤立地研究民窑器；对哪些较复杂的各地方窑器，更应密切比照景德镇官民窑器，进行横向、竖线的联系，把它们分别归并到各自相宜的时代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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