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德保利苏富比香港拍卖，2020新宣德炉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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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红釉，亦称“鲜红釉”、“霁红釉”、“祭红釉”、“积红釉”、“醉红釉”。是明宣德时创烧的着名铜红釉品种。釉色深沉，釉面光润，不甚透明，不流釉，不脱口，不开片。浑然一色的铜红釉瓷器，是在元代景德镇烧制成功的，此时在红釉瓷器上已经不再见到钧窑器物上那种红蓝相间或红中闪紫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净的朱红色。1974年江西景德镇市郊凌氏墓出土了两件红釉瓷俑，两俑身着宽袖袍服，头戴官帽，双手执笏拱立，除睑部、手和笏板饰青白釉外，衣履均为红色。虽然瓷俑身上的红色有些红褐不匀，红色也不够鲜艳美丽，但它毕竟是我国制瓷史上出现的红釉。从墓志铭上可知，瓷俑的烧造年代至迟应在元代至元四年(1338)以前，它标志着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的进一步成熟。从此红釉瓷器能够自成体系，它与青釉、蓝釉等颜色釉一样成为我国颜色釉瓷中的奇葩。深圳

如果说元代纯红釉瓷器还处在创烧阶段，那么明代红釉瓷器就已经完全成熟了。特别是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成功的鲜红釉，色调，釉厚如脂，光莹鲜艳，如初凝的鸡血，堪称绝代佳作。《景德镇陶录》称“永乐鲜红贵”，这句话绝非过誉之词。永乐红釉瓷器的品种，主要有盘、碗、僧帽壶、小犁壶、高足碗等。宣德时期的红釉瓷器比永乐时期的，它虽没有永乐时期的红釉鲜明温润，但红中稍带黯黑，但红而不鲜，更显得静穆和凝重。又由于釉色中闪耀出如红宝石一样的光泽，耀眼夺目，所以又称为“宝石红”，《景德镇陶录》中因此有“宣窑”以“鲜红为宝”之说。宣德时期红釉瓷器的品种较之永乐时期大大增加，常见的器型有僧帽壶、莲瓣壶、大小高足碗、莲瓣洗、葵口洗、碗、盘等。此时，红釉器物上常刻云龙纹饰，或以金彩描绘云龙纹饰，还有以红釉为地，留有白色龙纹的红釉白花品种。例如，在日本《东洋陶瓷大观》上曾见到一件红釉高足碗，在通体红釉碗壁上留出白色龙纹，龙的双眼以蓝釉点缀，高足边际留出白色卷枝花纹，红白分明，耀眼夺目。

在景德镇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明代宣德年间，有一天皇帝穿着一身红袍，偶然从一件白瓷旁边走过，突然发现白瓷被染成红色，格外鲜艳夺目，于是皇帝传下圣旨，命令御窑场马上烧出这种红色瓷器。然而由于铜红的呈色极不稳定，在烧制中对窑室的气氛义十分敏感，稍有变异便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时一窑甚至几窑才能烧出一件通体鲜红的产品，所以要得到比较的红釉十分不易。正当窑工们屡烧不成、限期已到、大祸就要临头时，其中一位窑工的女儿得到神仙托梦，要她投身熊熊燃烧的窑炉之中，以血染瓷便可成功。于是她乘人不备，投身入窑，只见一团炽烈的白烟腾空而起，满窑瓷器皆成红色。这个传说虽极富传奇色彩，但如此逼真悲壮的故事，充分说明红釉瓷器烧之不易，后人遂以“祭红”命名宣德时期的另种红釉器，以此纪念这位传说中的烈女。祭红别名“霁红”，是中国传统红釉器中的，其釉面的特点是，红不刺目，鲜而不过，釉不流淌，裂纹不出，称得上是高温铜红釉中的又一个名贵品种。清朝乾隆皇帝在《咏宣窑霁红瓶》一诗中称誉霁红道:“晕如雨后霁霞飞，出火还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是空。”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红釉器，之所以前代而树一帜，一方面主要是窑工们在长期实践中找到了釉料配制的正确比例，掌握了烧制红釉瓷的恰当火候，另一方面也与永乐、宣德皇帝继续尊崇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以红色为贵”的旨意有关。

虽然永乐初期朱棣皇帝曾一度崇尚白色，但后期他仍以红色为宫廷主要用色。例如，在景德镇明代御窑场遗址中，发掘出永乐前期地层内98%以上器为甜白瓷，红釉器故为，而永乐后期地层中的红釉却猛增，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永乐前后宫廷色尚的变化</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