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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于文物店的书画鉴定
先生，1983年参加了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他治学严谨，考证精微，在七人中尤以熟悉小名头而，这正好可以弥补偏重大家研究的不足，对于整体把握中国书画史和鉴藏传世书画颇具意义。在长期的实践中，勤奋好学的品行使得他尤精于书画断代、辨伪中的相关细节，如他对明代吴应卯大量伪冒祝允明作品、王宠的弟子金用伪造其师作品、八大山人和张大千赝品的研究等。这种极为精细的研究，对于甄别当今以高超手段作伪的书画现实意义。

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定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辛丑年正月初七，是我国的古书画鉴定家和美术史学家杨新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情满紫微五十载，才溢翰苑八秩秋”，这副挽联概括了先生为故宫无私奉献的一生。1965年，先生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投身美术史和博物馆事业五十余载，曾先后担任陈列部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职务，为我国文物保护和文物研究做出了的贡献。先生的学术成果是我国美术史领域宝贵的财富。先生对故宫的热爱、对博物馆事业的钟情、对古代文物的钻研精神、对同事的热情友善，是我们新一代故宫人学习的。值杨新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我们推出一组杨新先生的同仁、学友及弟子们撰写的纪念文章，以缅怀先生，追忆其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和同道友谊。杨新先生（19406-20201），古书画研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

在杨新的学术之路上，徐邦达、启功两位先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启功，人们一般都知道他是书画，其实他成名很早，而且与故宫有很深的缘分。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设有以学术活动为主旨的，所聘委员俱为有关研究领域的一时之选，故宫聚集了一大批中国当时为的文史及古物研究的学者。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故宫重建，后公布的47位委员中，有书画10位，时年35岁的启功就崭露头角，为世所重，与张珩、蒋縠孙、朱家济、邓以蛰、张爰、张伯驹、徐悲鸿、沈尹默、吴湖帆等并列；其他九位的专长都注明为“书画”，唯启功注明是“书画史料”。杨新得到启功指点，自是十分幸运。在杨新的书画鉴定文章中，可以看到经常引用启功的话。可称为他代表作的《书画鉴定三感》，不仅说明是受启功先生《书画鉴定三议》写法的启发，且其第二点“望气”之法得失有无、第三点书画鉴定的“模糊性”，就是直接引自启功的论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体会作进一步阐发的。

杨新曾担任徐邦达先生工作助手6年之久，受徐先生教导尤多，影响更深。
清宫旧藏以书画铜瓷为大宗，15万件书画也成为今天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优势。从20世纪50-60年代，直至80年代，北京故宫所藏古书画先后经过徐邦达、张珩、启功等先生的鉴定，对这些书画的作者、流派、时代、内容等方面给予了客观的基本定位。其中徐邦达先生贡献尤多。杨新从徐邦达身上受到两方面教育：
一是学习徐先生对工作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杨新从徐邦达为故宫古书画藏品所建的档案资料中，深刻感受到先生的认真、严谨、细致：“在所立栏目中，除了登记其质地、尺寸、款字、来源等各项之外，还要对其收藏印鉴、题跋进行识别，对其内容、真伪、艺术等写出评语，查出文献的记载，后还有识真伪的结论等，实际是一次科研活动。先生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书画方面的陈列研究、编辑出版及对外交流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档案至今仍然在使用。”（杨新：《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

《韩熙载夜宴图》卷 五代 顾闳中 宋摹本 局部
印章有两类，除了收藏印章之外，还有一种是书画作者自己的印章。通过这种多种印章来作决定。鉴别的主要依据是作家的印章，作家的印章真，说明了书画的可靠性，它亲切地在为自己的书画服务。收藏印章真，通过了流传的来证实书画的可靠性，一重，两重，书画本身的真实性，就稳如泰山了。
鉴别印章的办法是核对，怎样来核对？先把已经被承认是真的印章作为范本，与即将受鉴别的印章，从它的尺寸、篆法、笔划的曲折、肥瘦、白文或朱文来进行核对，要与范本的那方丝毫不爽这就是真的，如有出入，这就是伪。
《富春山居图》 元 黄公望 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