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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作伪简述
有比较才能鉴别。要知道真，知道假。
伪造书画，历史甚早。据记载，东晋时代的张翼，就摹仿过王羲之的书法。六朝时代，已有人员负责鉴定书画。宋代开始，书画作伪流为风气，到了明清，愈见盛行，有所谓“后门造”“臣字款”（以上北京地区伪造品）、“苏片”“山塘片”“钦家款”（以上苏州地区伪造品）、“绍片”（绍兴地区伪造品）、“扬州造”、“上海造”、“广东造”以及“詹货”（明朝浙江詹仲和及其子孙的伪造品）、“长沙货”、“开封货”等名称

代笔。也叫作“捉刀”。历史上君臣、父子、夫妻、师徒、朋友之间代笔的事例屡见不鲜。多数情况是出于书画家本人因为请求的太多，应接不暇，只好请别人“捉刀”。例如明代董其昌叫赵左、珂雪、赵泂、吴振、吴翘、叶有年、沈士充等人代笔；清代金农叫项均、罗聘、陈彭等人代笔；赵之谦请王庭训代笔，等等。严格讲，代笔经过本人同意，不能算作伪品。同时，代笔的作品中也有本人添过画笔或自题名款的，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例如《文物》1981年第8期介绍的金农《梅花图册》，我认为是罗聘的代笔，每幅题字则出于金农之手。这件作品画假字真，梅花虽属代笔，但有艺术水平，不能与伪品相提并论。

上述六种类型中，容易碰到的是种“改头换面”和第三种“模仿伪造”。此外，还有利用近代印刷字画，漂去油渍，添笔加色，冒充真迹的。更有似假非假，定真非真的，例如清代费丹旭的学生蒋升旭，字画逼近他的老师，落款“升旭”两字给人以“丹旭”的错觉，有人就误定为费丹旭的作品。在鉴定实践中还可以碰到不少五花八门的问题，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各种类型的伪作，是很好的反面教材。了解它，熟悉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辨别能力，进一步做好书画鉴定工作。

有没有关通过而第二关通不过的作品呢？有，数量也不少。这类伪品，情况比较复杂，要具体分析种种可能：代笔；同时代人伪造；古董商把同时代的小名头书画家作品，裁割添款，冒充大名头书画家的作品；被后人错误定名……鉴定这类作品，难度比较大，要反复审看，认真研究，仔细推敲。曾见彩色影印唐伯虎临《韩熙载夜宴图》卷，时代风格相符，而且画卷上唐伯虎所题七绝诗两首，书法也是真的，关通得过，但是绘画的个人风格有问题。卷中所画人物，形象较为刻板，衣纹线条显得单薄，设色鲜艳有余，沉着不足，带有俗气。我认为这一卷应是出于明朝中期一位职业画师之手，唐伯虎在画上题了诗。这是一卷残缺不全的临摹本，可能原有原画家署名，被作伪者有意割去，冒充唐伯虎画；也有可能流传过程中受损残缺，被后人误定为唐伯虎的作品。这卷画，时代是够五，画得很认真，有一定艺术水平，虽非唐伯虎真迹，也算是一件难得的古画了。

下面再进一步分别谈一谈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问题。
我国书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一直在变化着、发展着，它具有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就书法来说，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秦代小篆、汉代隶书，书体各不相同，时代风格一望而知。唐代以来，书体齐备，即使同一书体，时代气息也各不相同。
绘画方面，先成熟的是人物画，山水、花鸟画要到五代才开始成熟起来。在题材内容上，五代以前，人物画为主；元代以后，山水画为主；宋代是山水、人物画并盛时期。在表现技巧上，五代以前，色彩为主；元代以后，水墨为主；宋代是色彩、水墨交辉时期。
书画艺术的时代风格属于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它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物质条件等各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签名盖章作为凭信的一种手段，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鉴定一件书画，辨认签名比印章更为重要。不少伪品，就在签名的笔法和书法艺术水平上过不了关。同时，还要留意书画家的签名习性，例如：元朝赵孟頫字子昂，他在书札上往往署名“孟頫”，绘画上常写“子昂”。元朝的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他们晚年常署别号，不写姓名。明朝文徵明早期署款“文壁”，后来才改为“文徵明”。董其昌字玄宰，晚年往往书法上署名“其昌”，绘画上常写玄宰。明末清初蓝瑛早期署款有时写“钱塘蓝瑛”，晚年则很少写出籍贯。近代吴昌硕早年署款“吴俊”，黄宾虹早期署名“滨虹”，潘天寿早期署名“天授”，等等。看一件书画，凡是违反本人签名习性的，就得考虑是否有伪造的可能性。审验签名，有时甚至可以作为判断真伪的主要依据。例如北宋书画家米芾的“芾”，下面是“巿”不是“市”，凡是写成“市”的都是伪品。曾见清初肖像画家禹之鼎人物轴，自署“金陵禹之鼎”。其实禹之鼎是广陵（江苏扬州）人，不是金陵（江苏南京）人，一字之差，真伪立判。当然，我们不能单凭签名来断真伪。例如前面提到的罗聘代笔金农自题的《梅花册》，不能因为签名真而就认为梅花也是金农所画。无款《临韩熙载夜宴图》卷，就是因为上面有唐伯虎亲笔题诗署款，而造成鉴定失误。

南宋 水墨《十六罗汉图》卷（局部） 佚名 西泠印社藏
至于印章（包括书画家印章和鉴赏家、收藏家印章）、题跋、纸绢、装潢、著录等，有时也起到辅证作用，而在特定条件下，对断代、断人，还能起到决定作用。不过，总的来说，这些辅助依据毕竟还是次要的。过去有些人把印章、著录等看成是辨真伪的主要依据，这是反客为主，容易失误，有时甚至起反作用。例如，1979年浙江省举办古代绘画联展，我们向杭州借展一件所谓明朝张瀚的《十六罗汉图》卷。卷上有张瀚图章，卷后有清康熙年间杭州翁嵩年题跋，定为明朝张瀚所作。其实，卷中罗汉、树石的画法，接近南宋梁楷、牧溪一路；龙、虎的造型和笔法，与日本保存的牧溪《龙》《虎》二图基本一致，这卷画应是南宋晚期的作品。张瀚是明朝嘉靖年间杭州人，官至吏部尚书，史传上说他画山水绝似元朝吴仲圭。无论时代、题材和技法，都与《十六罗汉图》卷对不起头来。画卷上张瀚图章当是收藏印，翁嵩年鉴定不确。我们把明画改定为宋画，公开展出，得到了学术界承认，主要就是依据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1949年以来，浙江发现宋画不过几件，这卷宋画，我们如果迷信印章和前人题跋，势必沿袭旧误，仍把它当成明画，给工作带来损失。总之，鉴定书画主要把好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关，这是经过反复实践，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结论。

鉴”与“考”的作用
鉴定一件书画，可以用“鉴”和“考”两种方法。“鉴”就是比较，“考”就是考证。
要比较就得看实物，多参观展览；如限于条件，可多看看影印本。要有目的性去进行比较，真迹与真迹比，同时代作品之间相互比，比其同；真迹与伪品比，不同时代作品之间相互比，比其异。通过反复比较，逐步认出时代、个人的风格特征。
许多书画鉴定家都在“鉴”字上用过苦功，口传心授，留下不少好的经验。有些经验比较具体，容易捉摸。例如：书法大轴元朝很少，明朝才开始流行；团扇只见于宋元，到清晚期突然又流行起来；折扇开始于明成化、嘉靖年间，明末清初流行泥金折扇；装裱的对联出现于明末清初；明晚期题款中出现“仿某家”字样；明末清初书画上款位往往写“盟兄”“老社长”“老年翁”，清乾隆以后才出现“仁兄大人”一类的称呼，等等。这些具体经验，一听就懂，一用就灵。有些所谓宋朝岳飞、朱熹的对联，明朝早期王绂的书画折扇，不看实物，便知其伪，就是靠的这种具体经验。

还有些经验，如“宋人用笔重，明人用笔轻”，元人“变实为虚”，“明代枯硬，清多柔靡”，等等。这些并非专指某一位具体书画家，而是前人从大量实物比较中概括提炼出来的心得体会。
初学书画鉴定的同志，对一些听了就懂的具体经验容易接受，对于概括性经验则感到难以捉摸，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我的体会，鉴定一件书画，概括性经验比具体经验更为重要。特别在浙江，碰到的大量是三以来的书画，书法上受董其昌影响的作品为数不少，绘画上“家家一峰，人人大痴”“南沿石谷，北仿麓台”的作品更是大量存在。你要分辨出这是乾隆以前的，那是乾隆以后的，具体经验收效甚微，主要靠概括性经验。例如明末清初人写出来的字往往气势磅礴，清朝前期的书法，受馆阁体影响，就显得格局拘谨；明末清初武林画派格调苍劲雄健，清朝道光年间的绘画风貌清逸隽秀，味道是不大相同的。老太太看越剧，听得多了，能够分辨出这位唱得好，味道厚；那位唱得差，味道薄，甚至还能辨出各种唱腔的流派。书画和戏曲都不能吃，但确是各有种种的味道，这些味道并不抽象，而是从多看多比较中得出来的，学习鉴定书画并无捷径可走，我们要在“鉴”字上狠下功夫，经过反复比较，头脑里自然而然就有了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样板”，有了“样板”，就能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