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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签名、题跋、收藏印、著录、装裱都是鉴定书画的有力手段,印章是书画的证明物,作者以此证明确为自己所创作,而鉴赏家则以此表示自己的鉴别。若干件书画作品常常使用同一印或几印,不会每件作品都新刻一印,所以从印章的真伪来鉴别书画的真伪,尤其是通过对数件作品印章的比较来鉴别,是有相当根据的。
书画印章
材质对书画的鉴定也是极其重要的,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特点,在不同的材质上作书画,会有不同的效果。尤其在国画和油画等大相径庭的画种中表现,即便在同一画种内部,材质引起的差别也不小,而这种差别与作家的喜好以及当时可取的便利条件有关。当然除了这些以外,题跋、鉴藏印以及著录也对鉴定书画有一定的帮助。
字画作假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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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墨的层次,前笔和后笔能分开,该重则重,该淡则淡。而且有韵味,如同“余音绕梁三日”黑白分明,前后层次分明。
徐悲鸿游桂林漓江后作《漓江春雨》
第三看“用水”
水为笔墨之介绍,用之得法及凝于神如“泼水法”。中国画讲究笔法、墨法,其实还有水法,在创作中,水的表现发挥着特的作用。
怎样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
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色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必然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例外,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习惯。
曾经有位藏家花大价钱买了一幅宋朝的古画。一般人来看,确实是宋朝的画,但仔细研究会发现那件东西纯粹是拿宋朝的残画拼接起来的。造假者把各种宋朝的残画拼接起来,组成了一幅新的画,还冠以出自名家之手,蒙了很多人。现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把古画拼接、嫁接、挪位,很有隐蔽性。从绘画材料上鉴定书画真伪2003年10月5日下午,我应海南收藏家协会何翔先生之约做现场书画鉴定。当场有一位收藏家拿着三幅古画求鉴,一副为清•林舒的《山水图》,另幅为日本画《花鸟图,第三幅是清•方琮的《山水图》条幅,长约四尺,宽约1尺2寸,绢本,浅设色。本画所用材料为粗绢,装裱材料为清末民初所用粗制花绫。山水风格有唐伯虎格调,但是笔触较之粗犷的大斧劈皴。画之上端留空也较大左下角有小楷书“臣,方琮恭绘”,数字,后钤小印两方。初视之,印象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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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积累方踪的绘画印象是属内廷供奉的正统画派画家,大约与董邦达、张宗苍山水类似。据《熙朝名画录》载:“方琮,字黄山,为乾隆朝供奉内廷。画学黄公望,其画曾蒙御题”并言其“画学张宗苍,深得其传。”该画以大斧劈皴,目的是使鉴者无从对照原迹为其作伪本意。鉴定这幅画除了画风与张氏画风毫无相干且属传统内廷画派之外,更主要的破绽是所用材料的问题。
方琮的这幅山水所用材料为细网网丝绢,此绢在书画鉴定中应为先的疑点。网网丝绢亦称灯笼绢,是—种纹路极粗的劣等丝绢,在清中期至民国时期,江浙湖洲一带均有生产,此种丝绢的出现,当是我国江南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种反映。
揭裱旧字画和名人字画常用的是揭二层,第二层透过来的墨与原作相差不远,再加以重新填墨、润色、装裱、加盖印章,其神采便会溢于纸外,欺人效果更佳。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沈阳故宫所藏,各有一幅赵之谦《牡丹》图轴,二者几乎完全一样,经鉴定才知道,沈阳故宫所藏之《牡丹》图,是作伪者揭二层所为。用这种办法“复制”古旧字画和名人字画要求揭裱水平很高。如果稍有懈怠,便会弄巧成拙,不但所揭之书画神采全无,就连原迹也可能毁于一旦,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