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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绘画
《启功丛稿》是启功惟一收录书画鉴定的集子。他在前言中以谦虚的口吻透出无比自信。由于启功对书法的偏爱和研究的深入,加上文字学、文学、历史知识的渗透,他的鉴定以书法碑帖的考据为主,绘画鉴定为辅。他在历代书法碑帖的考据上功力过人,多不从用笔、风格等本题语言出发,而重在考据,形成了他的鉴定特色。他对各种版本的刻帖和各种碑帖的拓本均有深入的研究。他的《急就篇传本考》、《半亭帖考》《孙过庭书谱考》《唐摹万岁通天帖考》、《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等都不囿陈说,自出新意。他在各门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在碑帖鉴定中显得尤为,其中古典文学知识占有很大比重。启功不仅从碑帖中来校勘古代文学资料,而且反过来用古代文学资料来考证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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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古代字画鉴定一般来说不就是判别作品的真伪吗?您却说不只是真伪的问题,这是为什么?
启:从古流传下来的书画,有许多情况,不只是“真”、“伪”两端所能概括的。如把“真伪”二字套到历代一切书画作品上,也是与表里不符合,逻辑不周延的。
譬如我们拿一张张三的照片说是李四,这是误指、误认;如说是张三,对了。再问是真张三吧,答说是的。这个“真”字、“是”字,就有问题了。照片是一张纸,真张三是个肉体,纸片怎能算真肉体?那么不怕废话,应该说是张三的真影、张三的真相等等才算合理。书画的“真”、“伪”者,也有若干成因,据此时想到的略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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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接作伪。彻头彻尾地硬造,就更不必说了。代笔。这是麻烦的问题,这种作品往往是半真半假的混合物。写字找人代笔,有的是完全不管代笔人风格是否相似,只有那个人的姓名就够了。可笑的是旧时代官僚死了,门前树立“铭旌”,中间是死者的官衔和姓名,旁边写另一个大官僚的官衔和姓名,下写“顿首拜题”,看那字迹,则是扁而齐的木刻字体,这是那个大官僚不会写的,就是他的代笔人什么方案秘书之类的人,也不会写,只有刻字工作专才才能写它。这可算代笔的类。还有代笔人学习那位官僚或名家的风格,写出来,旁人是不易辨认的;且印章真确,作品实出那官僚或名家之家,甚至还有当时得者的题跋。这可算代笔的第二类,在鉴定结论上,已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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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威:是指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许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还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高权利的集中着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逼真,康熙也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他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见《庸间斋笔记》)。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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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贵。贵人有权有势有钱,谁也不便甚至不敢说扫兴的话,这种常情,不待详说。有趣的一次,是笔者从前在一个官僚家中看画,他挂出一条既伪且劣的龚贤名款的画,他说:“这一幅你们随便说假,我不心疼,因为我买的便宜(价低)。”大家一笑,也就心照不宣。下边再看多少件,都一律说是真品了。挟长。前边谈到的那位前辈,误信伪题,把清人画认为元人画。王畅安先生何我惹他生气,他把我们叫去训斥,然后说:“你们还淘气不淘气了?”这是管教小孩的用语,也足见这位老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回答:“不淘气了。”老人一笑,这画也就是元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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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形: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挂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别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给我一首打油诗说:“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应该如何尊重群众!容众。一次外地收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考意见,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这话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