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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熹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历史学家,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建筑师。
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和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的规划、布局手法及建筑物的设计规律。此外也长于中国古代书画史研究,在《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中对大量藏品签署了鉴定意见。更对中国国内、国外所藏若干重要古代名画进行考辨研究,撰有研究论文十余篇,编有《傅熹年书画鉴定集》,及《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中的《两宋绘画·上、下》、《元代绘画》等。
2018年从日本私人藏家手中动员回来了苏东坡真迹《枯木怪石图》和赵孟頫的两通书札,三件文物共开价1.5亿元。傅熹年参与了鉴定,认定其为真品,建议国家收购,但国家文物部门却表示没有这么多的经费。终,《枯木怪石图》在佳士得拍卖行以4.1亿港元被一位“神秘买家”买走,赵孟頫书札也拍出天价,买家身份同样没对外透露。
遇到这些事,傅熹年总是很无奈,他觉得这些东西该公家收藏的。就像他的主业本来是中国古代建筑史,在一生中却总是被一次次的运动打断,后期又被书画这个业余爱好“喧宾夺主”。
认识七十年了,他的清华同窗王世仁觉得他始终正派,不管是被打成右派时还是后来当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始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过,傅熹年对一些事很不在意,但对另一些事又很在意。如说起梁启超题赠给赴美留学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宋《营造法式》、梁思成画的建筑图手稿清华建筑系都没有出钱收购,他冷静的语调少见地变成了义愤填膺,为恩师梁思成如今所受到的这种“待遇”而愤愤不平。
师姐王其明觉得,傅熹年的“本行”虽是建筑,但对书画、古籍等精研很深,这有家庭的影响,也与他曾直接受教于“北梁(梁思成)南刘(刘敦桢)”有关,因此他能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通才。
年轻的傅熹年喜欢听他们高谈阔论,大家见他后生可教,有时也特地点拨他一二。张珩告诉他,要想了解中国古书画,看两本书就够了,一本是日本人1937年出的《支那名画宝鉴》,一本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书画册)。张珩要他把厚厚的硬皮精装书《支那名画宝鉴》拿来,对照着书一幅画一幅画地为他讲解,这回说不完下回继续,他边听边拿铅笔在书上做记号。其中就画一个圈,特别好的画两个圈。如宋代崔白的花鸟画名作《双喜图》,旁边用铅笔注明“真迹”,还有一个“故”字,意为故宫藏。傅熹年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两本书。
傅熹年说,前人看书画有所谓“望气派”之说,鉴定书画的关键在于见识真迹。那时,他得到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
1952年后,国家收购和个人捐献的大量书画古籍都集中到文物局(后来全部交给了故宫书画馆),有时会有领导和来参观。每逢有这样的好事,长辈们都不忘叫上他。
“人家当然不能为我开放,但是有领导来的时候,你在旁边远远瞧着点,他看完了你过来探探头,这还是可以的。”参观时,还能聆听到张珩、徐邦达等的现场讲解。
就这样,傅熹年看了大量名画真迹,《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如今如雷贯耳的“大IP”,他当时都见过了。
封建王朝对住宅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傅熹年将这些规定与《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中所画的建筑加以比较,发现大都是吻合的。那些简单的小房子和孤立的工字形屋子可能是农民的住宅,面阔三件、歇山屋顶的可能是官僚住宅,没有三间大门和歇山屋顶的大宅子则可能是没有官职的大地主豪商的住宅或别墅。
傅熹年将这些研究成果用于建筑史中,得到刘敦桢的赞许,他顺便撰写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的北宋建筑》等论文也陆续发表。
傅熹年作品:元大都大内宫殿延春阁复原图。
“精神会餐”
每次一有运动,跟“封资修黑货”打交道的建筑历史室都是首当其冲,右派傅熹年更是在劫难逃。
“文革”开始后,傅家被抄,全家人扫地出门,挤住在大觉胡同一个大杂院中。傅熹年在建筑科学院做了三年水暖维修工,平日逐户维修,冬天烧采暖锅炉。院里的人想要暖和一些,他就把火烧得旺旺的。
鉴定全国公藏古代书画
后,傅熹年结束了多年的漂泊生涯,得以回归,右派问题也在1979年“改正”。但是,他仍然不能心无旁骛地搞,因为,80年代,他又“跨界”成为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
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工作早开始于60年代初。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文化部文物局组成了鉴定小组,张珩为组长。张珩于1963年病逝,不久“文革”开始,这项工作就完全停顿了,直到1983年,才在谷牧的批示下重启。当时决定,由中宣部下发文件,将鉴定全国公藏古代书画作为一项国家任务下达。
1983年8月,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正式在北京成立,上海博物馆顾问谢稚柳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任组长,谢辰生代表文化部文物局负责协调工作,组员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杨仁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九庵,以及当时在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傅熹年。
傅熹年是在启功、徐邦达和谢辰生的联合推荐下进入这个组的,全组七个人中,六人都是七十往上的老,只有他是50岁的“小字辈”。
鉴定工作结束后,傅熹年偶然翻阅旧笔记,起了对《百尺梧桐轩图》加以考订之心。因为这幅绘画之精雅、题诗诸人的声名之煊赫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一幅伪作却会有七位同时代名家为它题跋?
通过研究题诗的内容和题诗的时间地点,他判定,画上的梧桐轩主人应是张士诚之弟张士信。当时张士诚以富庶的平江(苏州)为中心割据江浙11年之久,在遍布全国的元末起义烽烟中,这里成了一个文学艺术盛的孤岛。傅熹年认为,画的作者应是当时居留在平江的一位名家,其画风受到赵孟頫的影响。张士诚兵败身亡后,收藏者不得不裁去原款,伪托赵孟頫所作,实是为了将画作保存下来而不是为了欺世盗名。因此,此图虽非出自赵孟頫,也有特殊的历史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