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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再来辨析上述的那些旁证,究竟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仍从印章说起,历代的书画作者、收藏者,他们所用的印章,并无规律可循,因而无从知道他们一生所用于书画的印章,是只限于某样某式、某种文字、某种篆法的哪几方,从而可以凭此为准的。北宋米芾曾说明过他以某几方的印章用于他所藏的某一等的书画上,但是,他又说还参用其他文字印的有百方。还有一类可以知道一种印文只有一方的,如历代皇帝的印章(但南宋高宗的绍兴小印,却不止一方)以及明项子京的“天籁阁”等印。此外,同印文,同一篆法,同一尺寸,同是白文或朱文而只有极为微细出入的印章,也是数见不鲜的。不但私人的名章,就连明黔宁王的印,同一印文的也不止一方。这种现象,从元到清,大都是如此。文微明的那方印文半边大半边小的“文印微明”印,大同小异的就不止方。“衡山”朱文印,出入细微的又何止一方
文本文献鉴考结合派:张珩、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
在文本文献的鉴考结合派中,当首推张珩、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几位大家。虽然他们书画鉴定的成就各异,影响各有大小,但是在中国20世纪的书画鉴定领域里,几位却是不祧之大宗,整体影响极为广泛与深远。这些名家不仅具有丰富的书画鉴定实践经验,而且大多兼工书画,淹贯经史,著作宏富,具有特的学术代表性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身为满清后裔的
先生,早年习画,并师从史学大家陈垣,精通文献考证,尤其在对古文献的爬梳与索隐探微方面,其精深的学术功底与考证能力难有出其右者,堪称学林之绝响。同时,他又是一位书法大家,并兼通金石学、红学、诗词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学科,这无疑成为他从事书画鉴定的优势所在,也使得他的鉴定方法与其他诸人大相径庭,面貌。收在《启功丛稿》一书中的名篇《董其昌书画代笔考》,详细地考证了文献记录中有关为董其昌代笔的书画家。一篇文章,他竟能运用文献多达十几种,几易其稿,终考证出董的代笔画家知其姓名者有赵左、赵迥、沈士充、释珂雪、吴振、吴易、杨继鹏、叶有年等人,其中吴易、杨继鹏二人还代作书法。上述诸人只有杨继鹏的书画较为接近董的面貌,其余都有一定差距。类似之作尚有《戾家考》《孙过庭书谱考》等,这都体现了他旁收广绍深参妙悟的学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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