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山窑瓷器鉴定

仿品造型、纹饰极其不自然
历代有很多作伪者，都是研究、生产制作陶瓷的，且一些人数研究掌握了真品的许多特诊，这些人为了要仿得更加逼真，更加相似，为了避免行家的识破，所以在伪造时便仔细做出若干特征出来，就是想以假乱真，但是这类高手目前不多，很多不太高明的仿造者甚至有意某些特征，这便形成了一般仿品的此种现象，这也是为鉴定者留下了鉴定的依据。

仿品胎体过重或过轻
仿品因为时代用料的不同，与真品所用的胎料更加是不同，所以，在这一方面，跟真品是不可能相同的，现代的造假古瓷作伪者，都是用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进行分析真品的胎、釉的成分、配方，以及模拟古瓷的烧成窑炉气氛，乃至仿造古代窑炉等，所仿的古瓷器在胎、釉的手感，外观上几乎可以乱真，不易辨别真伪，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重量这一方面去突破，还有一点就是，清中期以前的瓷器，由于瓷土的原因，非常掂手，也就是重量比较大，而清中期以后包括现代的新瓷，胎质都是比较疏松，有的胎虽然厚，但是拿在手里缺失轻飘飘的。

仿品剥釉不自然这一点在老瓷上自然剥釉是由于胎釉结合不好或者长时间而造成的，剥釉的周围还可以继续剥，而新瓷的剥釉则是打出来的，剥釉的周围胎釉结合处还是非常紧密的。仿品放大镜下露出破绽
用高倍数放大镜，可以发现古瓷其内部氧化程度，凡是用氢氟酸处理过的瓷器，高倍数放大镜下可显出无数个被酸腐蚀过的小孔，非常容易辨别。

断时代的要领是把握陶瓷的造型、纹饰及釉色特征，根据造型、纹饰及釉色特征可断定陶瓷的大概时代，如龙纹，隋唐时期多以雕塑的形式出现，用来装饰壶柄，宋代的龙纹则多以刻花和印花出现，其形象十分规整，与同期的绘画和织锈等工艺品的龙纹如出一辙，元代的龙纹矫健，明请的龙纹富于变化。再如郎窑红釉，一望釉色便可断定其上限为康熙时期产品，而钴蓝釉瓷器，其上限肯定不会早于元代早期。造型也是如此，如凤尾尊，其上限不会早于清初。再如棒槌瓶，其上限也不会早于清初。还有梅瓶，宋代开始流行，宋、元、明、清历代都生产，但每个时期的造型曲线变化都不一样，把握住每个时代标准器物造型的曲线变化，自能断定其时代。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该图录共16卷，收集全国出土商周至清代瓷器4000余件，每件器物均有出土情况说明，其断代在学术界有不同观点者也加以注明。该书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完备的一套全国出土古代瓷器的图录，学术性颇高，是鉴定瓷器的重要参考书目。

识别窑口即判定陶瓷的产地，其要领是把握陶瓷的工艺特征，胎、釉及修坯和烧成等，不同的产地均有各自的特征。如耀州窑系产品，同是青釉刻、印花产品，但陕西耀州窑底足露胎处均有褐色铁斑，河南地区产品则均为灰白胎；广西容县、滕县窑产品青釉则为铜绿。再如钧窑系产品，山西浑源窑的红斑在碗内多为对称的十字形，其他窑口的红斑则不规则，而浙江铁店窑则胎薄坚硬，与其他窑口的疏松的灰白胎有明显区别。还有明、清时的宜钧和广钧十分容易混淆，釉色不好区分，但宜兴窑做工精细，胎质细腻。

陶瓷作伪起源于清代末年，到民国时期盛；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又掀起一股新的浪潮，大有超过民国之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在大地上进行疯狂的掠夺。文物珍宝当然不能逃脱此厄运。但传世品和出土文物毕竟有限，于是乎，制作假古董的行业便应运而生。从清末到民国期间，假古董作了多少，至今没有人能统计出详细数字。但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发明了热释光断代法，用这种科学方法测定，国外某个收藏中国唐三彩甚多的有名的大博物馆，其唐三彩几乎全是伪品。由此可窥，作伪数量之一斑。

浸。为了模仿文物在墓中埋了多年而形成的土锈，作伪者常采用将陶瓷在泥土中浸埋的方法，使其产生与出土文物类似的效果。鉴定这类伪品的方法是仔细观察其土锈。如仿造的唐三彩很多，其造型多为大件的俑和马，用土浸方法作伪的也很多。但墓中出土的真物，其土锈呈粉状往下掉，假的则整块地往下掉。而且真者其土锈较为牢固，不易碰掉；假的则一碰即掉。当代有些作伪者使用现代化化学粘合剂（如乳胶等）粘土锈，表面很像，但用刀具一刮，便知真伪。

化学药品浸蚀。将新仿的陶瓷放入酸性或碱性的带有腐蚀性的化学药品中浸蚀，也会获得作旧的效果。鉴定这类伪品的要领是仔细观察其表面的颜色，因为用这种方法浸蚀后，陶瓷表面光泽虽然减退了，但显得十分呆板，与传世品终有一定差距。如果将陶瓷放入粪便之中浸蚀，可得到与传世品极为类似的效果，单用肉眼很难区别真伪。不过鉴定这类伪品也不难，只要将其放入沸水中，便可嗅出粪便的腥臊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