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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之谓，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有不同的内涵。就广义而言，是有别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其产品为宫廷所垄断。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即是一种专称，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京（汴梁，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由宫廷设窑烧造的青瓷，故又有“旧官”和“新官”之分，前者为北宋官窑，后者为南宋官窑。

明代采取“官办民烧”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也称景德镇御窑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烧造御器即贡器。瓷器烧制经过两宋时期的发展，不论在烧制工艺，还是器具种类方面都达到了高峰，各时期都有不同的代表品种，如永乐甜白、永宣青花、成化斗彩、嘉万五彩等瓷中。

永乐帝在位时，景德镇瓷器生产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瓷器烧制承上启下，内外交流的重要阶段，上承宋元，下启康乾，并广泛与外国交流学习。能工巧匠们除了继承前辈的精巧工艺，仿制元代的典型器物外，还大胆进行创新改良，烧制成永乐甜白，青花，釉里红等时代特色的新瓷器，尤其是多色低温釉上彩瓷器，打破了以往瓷器多为单调色彩的传统，使之更赏心悦目，为后来的成化斗彩，嘉万五彩乃至康雍乾粉彩瓷器烧制奠定了基础。借郑和下西洋和外使出访之际，永乐瓷器得以与世界其他地区交流（外销瓷和赏赐附庸国瓷），从外国进口颜料（如永乐青花所用的苏麻里青）学习技艺。永乐瓷器中也出现了一批地域色彩浓厚的伊斯兰瓷器，这既是对前朝的继承，也是新时期向外国学习的证明。

清代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集大成时期，其制瓷水平达到了的高峰。受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制度和制瓷历史传统影响，清代的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的款识在题写上也有一定的惯例，同时又新了金彩、墨彩、珐琅彩等题写工艺，而且各种堂名款、花押款、吉语款也更为多样。

顺治官窑器以书写“大清顺治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款为主，也有写“顺治年制”四字款。款字用笔有力、起笔见峰、住笔见顿、划多下拉、勾捺上剔，但整体布局不甚规整。民窑款较为多样，有篆书堂名款，如“玉堂佳器”、“继善堂”、“梓桑轩”等，有各式花押款、伪托款。祭器多用干支纪年款。
康熙民窑款识更为多种多样，有图记款，如秋叶、角、爵、方胜、杂宝，还有寓意性图案，如一枝笔、银锭、如意组合为必（笔）、定（锭）、如意等。私家款如“杏林春宴”、“北庆堂”、“益友堂”、“若深珍藏”等。有光画双圈，不写字的双圈款。还有“文章山斗”之类的闲章款。仿前朝的寄托款，以仿嘉靖款居多。
雍正官窑款主要是“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青花双圈款，也有双方框款，其次是多用于单色釉瓷上的三行六字篆书款。从字体上分析，雍正款识由专人题写，所以各类瓷器上的字体大致相同。楷书款早期为三行双圈，晚期为双行双圈或双框。“雍正年制”四字篆书刻款主要用在仿均、炉均和茶叶末等器物上。“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四字楷书堆料款仅用于珐琅彩瓷。
乾隆朝瓷产量，官窑款用得多的是“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款字一般以青花书写为主，但亦有抹红写款，在白瓷、茶叶末、珊瑚红等特殊器物上往往用“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刻款。
道光官窑器一般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青花款为主，也有抹红款及描金款。茶叶末、炉均釉等器物上则为六字刻款。个别粉彩器上偶见“道光年制”四字红地描金篆书款。道光时期落有堂名款的如“退思堂制”、“山解竹主人造”等，大多是。慎德堂是道光皇帝读书的地方，后期也成为道光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故题有“慎德堂制”红款的道光朝瓷器应是道光皇帝的御用瓷。民窑款器亦多有六字或四字纪年款，一般均不太规整，开始出现百结图记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