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到自成一派——法国本土瓷器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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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瓷器（Porcelain）是中国的特色发明，长期以来，世界，曾经是中国历代王朝重要的出口商品。无论是伊斯兰世界还是欧洲基督教国家，都对东方的瓷器十分痴迷。然而路途遥远，成本高昂，直到17世纪末，瓷器还远未进入法国寻常百姓家庭的视野，它们仅仅是王室和才能把玩的奢侈品。长久以来，欧洲的工匠们希望能够复制中国瓷器神奇的配方，却屡屡受挫。作为相对廉价的替代，和意大利的马约利卡陶器类似，法国本土也发展出了相当成熟的彩陶（Faience）工业，其中心位于讷韦尔、鲁昂、里昂、利摩日等地。太阳王路易十四辉煌的凡尔赛宫，一度也大量采用相对便宜的本土彩陶作为重要的装饰。这些彩陶虽然外观精美，与中国瓷器仿佛有些相似，但质地和手感依然存在天壤之别，令法国人遗憾不已。
中国瓷器与欧洲彩陶、“伊斯兰瓷器”（如奥斯曼帝国的伊兹尼克彩陶）的重大区别在于，前者的主要成分是高岭土，并且烧制温度达到了1200-1300摄氏度。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并不清楚瓷器的真实成分，想当然之下，很多西方的仿制品以普通黏土、石英为主要素材，加之温度不足，虽然外观有几分相似，但质地上与真瓷相比依然高下有别。然而，到了18世纪，欧洲人的仿造事业终于有了重大突破——1708年，埃伦费里德·瓦尔特·奇恩豪斯（Ehrenfried Walther von Tschirnhaus，德意志数学家、物理学家，被认为是欧洲瓷器的创始人）终于破解了中国瓷器的制作，发现了高岭土的妙用。稍后，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利用奇恩豪斯的技术在德意志萨克森的迈森创立了欧洲家真正的瓷器工厂，从1710年开始生产，直至今日。这一伟大的突破不啻于在整个欧洲陶瓷界引发了一场地震。
作为欧洲文化的中心，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彩陶厂自然不愿被德意志邻居，竭力开发出自己的瓷器产品。不幸的是，虽然从德意志同行那里能大体了解到了中国瓷器的奥妙，但法国境内长期未能发现高岭土矿藏。直到路易十五统治末期，法国的陶瓷厂均受困于此（德国人自然不会向自己的法国对手大方地提供高岭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继续生产一种特殊的“软瓷”（或称幼瓷，Soft-paste porcelain）。虽然这种“瓷器”从外观上几乎将中国瓷器模仿得惟妙惟肖，但因不含高岭土，质地、手感还是存在一定差距。不过，和传统彩陶相比，这已经是个的进步。

法国早期的软瓷生产有两大中心：鲁昂和圣克卢（Saint-Cloud）。两地原本就建有彩陶工厂，从17世纪末期起便开始尝试制作软瓷。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人酷爱中国青花，这两家工厂初的软瓷作品，用今天的眼光看，无疑属于仿制甚至“”。法国这一时期的某些“软青花瓷”甚至在图案设计上也与中国的舶来品如出一辙。
​值得庆幸的是，法国人并没有执著于模仿甚至抄袭。17世纪法国的银器工业高度发达，陶瓷厂的工人们开始有意地借鉴金银匠的装饰艺术，一些具备法国特色的图案、动物、人物陆续出现在法国本土瓷器上，并且受到了客户们的欢迎。当然，富有东方神韵法国软瓷依旧在生产，不过与中国瓷器在款式和细节上也慢慢体现出了差别。
法国社会如此热衷于瓷器，以至于一位贵人也加入了瓷器制造的行业——1730年，孔代亲王路易四世·亨利·德·波旁（Louis IV Henri de Bourbon-Condé，1692年－1740年，曾经担任路易十五的监护人和首相）对东方文化尤其是日本瓷器十分痴迷，终在自己的尚蒂伊（Chantilly）城堡附近兴建了一座软瓷工厂。这也就是18世纪足以和鲁昂、圣克卢瓷器媲美的尚蒂伊瓷器的由来。尚蒂伊瓷器大部分借鉴了日本瓷器的特色和图案，不过由于工匠和画师均为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这种模仿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异”。这也是尚蒂伊瓷器的魅力之一。但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尚蒂伊瓷器厂终于1800年关闭。
另一位对瓷器制作情有钟的法国大当属第四代维勒鲁瓦公爵路易-弗朗西斯-阿内（Louis-François-Anne de Neufville），在他的资助下，弗朗西斯·巴尔班（François Barbin）于梅内西建立了一家瓷器工厂。它一度成为尚蒂伊瓷器强劲的竞争对手，与后者明显的东方风格和倾向不同，梅内西瓷器常常从法国人喜闻乐见的意大利即兴喜剧人物中寻找素材，其产品以日用餐具和日常摆设为主，更加“亲民”。可惜好景不长，1765年弗朗西斯·巴尔班去世后，瓷器厂很快走向衰败，终于1773年倒闭。
1740年孔代亲王路易去世后，尚蒂伊陶瓷厂的一批工匠开始另谋出路，他们加盟了刚刚于1738年成立的万塞讷（Vincennes）陶瓷厂。后者的赞助人是的蓬帕杜侯爵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由于她是法王路易十五宠爱的情妇，万塞讷陶瓷厂也借此得到了王室的垂青。路易十五对它寄予厚望，希望其产品能够与尚蒂伊、德国迈森的瓷器一较短长。万塞讷很快成长为法国的瓷器中心，云集了全国的工匠和画师。国王特许它的产品能够使用鎏金等工艺，并且在自己的餐桌上也使用万塞讷瓷器。
1756年，万塞讷陶瓷厂搬迁至色佛尔（位于巴黎以西，临近蓬帕杜侯爵夫人的城堡），1759年，路易十五正式成为了色佛尔陶瓷厂的主人，它也因此荣升为法国陶瓷厂。在国王的大力扶持下，色佛尔瓷厂集中了法国瓷器工艺的人才，法国人的浪漫主义和艺术天分在这里体现得。在器型和工艺上，它既有向古希腊、古罗马致敬的怀旧之作，也有蕴含东方元素及异国情调的作品，同时还不乏法兰西自身的特色。在这一时期，法国本土的瓷器工业终于可和德意志迈森瓷器分庭抗礼，令路易十五也颇感欣慰。

美中不足的是，虽然法国人早已知晓中国硬瓷的配方，但苦于国内缺乏高岭土矿，长期只能生产石英成分较高的软瓷——从质地上看，和更的迈森硬瓷以及中国瓷器尚存差距。幸运的是，1768年，法国波尔多化学家维拉里在法国南部城市利摩日（Limoges）附近，发现了丰富的高岭土矿，从此，法国的瓷器工业揭开了新的篇章。从1770年代起，利摩日的高岭土被运送到色佛尔瓷厂，后者开始生产的硬瓷。法国瓷器终于补上了缺失的后一环。色佛尔瓷厂历代总监——路易-西蒙·布瓦佐、亚历山大·布龙尼亚、亨利·维克托·勒尼奥等人的励精图治下，法国瓷器在品质、设计、装饰上均达到了水准，并逐步从德国迈森瓷器手中夺回了欧洲瓷器界“头把交椅”。色佛尔国家瓷厂延续至今，现由法国文化及通信部主管。它依然是法国瓷器界的一面旗帜，但主要是作为瓷器博物馆而存在，其产量已经无法和后起之秀利摩日瓷器相比了。
色佛尔瓷厂在1787-88年间生产的硬瓷瓷碗，据说是为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所作，新古典主义风格，器型上有意还原了公元前意大利埃特鲁斯坎艺术风格。
1768年，高岭土的发现也深刻改变了利摩日的命运。这座法国小城，在中世纪时一度为欧洲的珐琅制造中心，在18世纪初，当地也出现了彩陶工业。利摩日原本就不乏艺术底蕴和人才，考虑到该地距离巴黎超过400公里，如果仅仅将利摩日作为色佛尔瓷器的原料来源地无疑有些“暴殄天物。”法国经济学家劳恩男爵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被誉为经济自由主义的者之一）于1771年率先在利摩日投资开办了硬瓷工厂。不久后，法王路易十六之弟夏尔-菲利普（即未来的法王查理十世）慧眼地开始资助利摩日瓷器厂，当地的瓷器工业逐步可与色佛尔相提并论。1784年，路易十六终于斥资买下了利摩日瓷器厂，它开始拥有了“”身份（虽然是以色佛尔“分厂”的名义），其工艺品质和艺术含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一批具有王室背景的瓷器厂受到了冲击，因祸得福的是，在利摩日，一批私营瓷器厂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它们坐拥眼前的高岭土矿藏和熟练工匠、技师，很快便将利摩日打造为法兰西名副其实的“景德镇”。利摩日的发展离不开当地人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其中的典型当属延续至今的哈维兰瓷器公司（Haviland & Co）。其创始人大卫·哈维兰是一名纽约的瓷器商人，他于1842年慕名来到法国瓷都利摩日开拓业务，并成为将利摩日瓷器批量销往美国的人。利摩日瓷器在美国一炮打响，后来甚至获得了的青睐。林肯夫人玛丽·托德·林肯在1861年4月订购了一批哈维兰公司的利摩日瓷器，并在使用。这令遥远的利摩日在美国声名鹊起。1890年，大卫·哈维兰之子泰奥多尔·哈维兰斥资在利摩日修建了当地大、的瓷器工厂，并大量引入新瓷器加工、装饰技术。泰奥多尔·哈维兰很快成为整个利摩日瓷器界的人物，作为后生晚辈，当地的瓷器口碑也终于逐渐追上了的色佛尔瓷器以及老牌的迈森瓷。1936年，泰奥多尔·哈维兰之子威廉·哈维兰决心将法国利摩日的技术引入美国国内，于是在美国又开设了分厂。今天，哈维兰公司在欧洲和北美均享有盛誉，它伴随利摩日一起成长，并见证了这座法国小城一步步成为整个欧洲瓷器工业的中心之一。
的林肯利摩日瓷器中的一只瓷盘，采用了美国的象征白头海雕作为图案
纵观法国本土瓷器历史，虽然一度落后于德意志迈森瓷器，但从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至查理十世，法兰西王公对瓷器的挚爱使得他们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本土瓷器制作的精益求精，而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和艺术天分，也让此番投入结出了硕果。18世纪末以来，利摩日瓷器则真正地让法国瓷器进入了百姓家中，成为法国人生活的一个部分，此外，利摩日的包容和开放也令法国瓷器真正地走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