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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害。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以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常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者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七、忘形。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挂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别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给我一首打油诗说：“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应该如何尊重群众!

书画家的字号、籍贯和生卒时间
掌握书画家的字号、籍贯和生卒时间，对于书画的鉴定工作很有帮助。这些问题往往被某些作伪者忽略，假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话，那么，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出问题。例如：明代沈度《梅花百咏》册，《石渠宝笈》卷三之十六著录，款云"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沈度书于春草堂。"考沈度元代至正十七年丁酉生，明代宣德九年甲寅卒，78岁。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45年了，所以这件字册不用看实物也能肯定是伪品。又如：明代姚绶癸《三清图》轴，清代方濬颐《梦园书画录》卷八之十五著录，款云"三清图，永乐五年岁在丁亥秋日写，云东逸史公绶"。考姚绶永乐二十一年癸卯生，弘治八年乙卯卒，73岁。永乐五年姚绶尚未出生，所以，可以肯定这件东西也是伪品。正因为书画家的生卒时间对书画的鉴定有直接关系，所以就尽可能多掌握它。

有些书画家的生卒时间等问题，在过去的文献中，有的没有记载，有的记载不够真确，这样，作品本身就变成了手材料，它能补充文献的不足或纠正文献的错误。
例如：有些书画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但在文献上根本就查不到这位画家，更谈不上弄清他的字号、籍贯、生卒时间、艺术专长和主要活动了。这样的例子是相当多的。
又如：宋代赵孟坚（子固）的生卒时间，许多文献记载为生于南宋庆元五年己未（1199），卒于元代元贞元年乙未（1295），97岁。有人对此有怀疑，但一直未能解决。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载了蒋天格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考证文章，推算出大约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还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我们根据赵孟坚的朋友顾光题赵氏《水仙》卷诗，中有"甲子须臾事，蓬来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说出赵孟坚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时年65岁。这样就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文史知识
历代帝王年号、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识，对于书画的正确鉴定，往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

在书画鉴定中，还常常用避讳分为避朝讳（避当皇帝及先帝的名字）与避家讳（避作者家中长辈或祖先的名字）两种。在鉴定学中，避朝讳比比较容易掌握，避家讳就比较难以掌握了。避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缺写一笔（多为后一笔），另一种是将避讳的字换个意思相尽的替代字，还有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空格不写。例如：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黄庭坚《千字文》卷，字体完全是黄的笔法，有个别字写得水平较差，因为该卷文内写明了是试鸡毫，所以这一点就被忽略过去，该卷本幅确为宋纸，并有梁清标收藏印多方，所以我们就初步定为黄庭坚真迹。后来又发现该《千字文》"纨扇圆"的"纨"字被改写为"团"字，应是避宋钦宗赵桓的讳（因"纨"、"桓"读音相近而避讳）。考黄庭坚宁四年（1105）卒，距钦宗靖康元年（1126）还有21年，决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预算避讳的道理，因此，肯定了这卷《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伪品。

方琮的这幅山水所用材料为细网网丝绢，此绢在书画鉴定中应为先的疑点。网网丝绢亦称灯笼绢，是—种纹路极粗的劣等丝绢，在清中期至民国时期，江浙湖洲一带均有生产，此种丝绢的出现，当是我国江南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种反映。它的时代背景是：由于在清雍、乾两朝盐运的复苏，促进了扬州滨海一带的经济发展，当时居住在扬州一带的有钱人多为盐商，据《康熙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七》记载：“山西、陕西、徽州之盐商皆寓其处”。由于这些拥资千百万的盐商出于商业的需要，为改变其社会地位而投资文化，而把养士、附庸风雅、扶持文化艺术事业作为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手段。由于他们以巨资收藏书画，推动了江南—带书画供求结构的变化，书画的需求量迅速提高，渤中书画供求结构的变化牵动了小市民，形成了以书画装点门庭的社会风气，这下子普通书画的需求量则急剧上升，适应市场需要的廉价装裱材料—网网丝绢应运而生。此绢大致可分粗细两种，细者经丝纬丝齐整，纹路成方格，但经纬丝之间均有一条丝的间距，这样在经纬丝组成的方格间均能透底成小方孔状；粗者经丝紊乱而纬丝齐直，经纬丝间距不等，如纹格不直之纱窗。此绢价格极廉，可用作低档书画的装裱材料，但细网网绢在当时经过特殊加工后可作为书材料。至清，当网网绢出现之后，便发展为以糊中缠土托绢，糊中缠入白笈将落丝。当绢拓出后，丝格间均以浆工添平而不漏底，使绢面平光如纸而能作画自如。从现今流传的此等托绢的画作看，几乎皆为清同光以后所画，而此绢在清末画家中除极少数廉价售画的不画家使用外，大多是坊间的行画在使用，—般画家均不使用。故方琮的这隔山水以网网丝绢为材料便引起首要嫌疑。由于材料粗糙，所钤小印几乎看不清为何字。从装裱看，亦为民间粗制花绫所裱。这些皆是缘于成本合算，当时本为普通商品画，面向普通购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