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画交易鉴定

书画作伪简述
有比较才能鉴别。要知道真，知道假。
伪造书画，历史甚早。据记载，东晋时代的张翼，就摹仿过王羲之的书法。六朝时代，已有人员负责鉴定书画。宋代开始，书画作伪流为风气，到了明清，愈见盛行，有所谓“后门造”“臣字款”（以上北京地区伪造品）、“苏片”“山塘片”“钦家款”（以上苏州地区伪造品）、“绍片”（绍兴地区伪造品）、“扬州造”、“上海造”、“广东造”以及“詹货”（明朝浙江詹仲和及其子孙的伪造品）、“长沙货”、“开封货”等名称

钩描填墨。作伪者把纸张覆盖在古代法帖或书法家的字轴、对联上面，用细笔双钩描下来，然后在空心字中填上浓墨。这类伪品，初看很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笔锋板涩，墨色没有浓淡，整幅气韵滞钝，有的由于作伪者一时粗心，浓墨没有填满，还会露出细笔双钩的马脚来。曾见清初吴山涛山水轴，作伪伎俩比较高明，题款即用此法。我们在明末倪元璐、清初王铎等书法中偶尔也会碰到这类伪品。还有毫无根据的钩描。曾见明代海瑞草书轴，胡钩乱填，恶俗之至，就是这类货色。
钩描填墨是我国一种很古老的复制书法的方法，古代叫作“响拓”。流传下来唐摹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王羲之世代家书《万岁通天帖》等钩描填墨的水平很高，这是“下真迹一等”的极为珍贵的文物，不能与伪品混为一谈。

有没有关通过而第二关通不过的作品呢？有，数量也不少。这类伪品，情况比较复杂，要具体分析种种可能：代笔；同时代人伪造；古董商把同时代的小名头书画家作品，裁割添款，冒充大名头书画家的作品；被后人错误定名……鉴定这类作品，难度比较大，要反复审看，认真研究，仔细推敲。曾见彩色影印唐伯虎临《韩熙载夜宴图》卷，时代风格相符，而且画卷上唐伯虎所题七绝诗两首，书法也是真的，关通得过，但是绘画的个人风格有问题。卷中所画人物，形象较为刻板，衣纹线条显得单薄，设色鲜艳有余，沉着不足，带有俗气。我认为这一卷应是出于明朝中期一位职业画师之手，唐伯虎在画上题了诗。这是一卷残缺不全的临摹本，可能原有原画家署名，被作伪者有意割去，冒充唐伯虎画；也有可能流传过程中受损残缺，被后人误定为唐伯虎的作品。这卷画，时代是够五，画得很认真，有一定艺术水平，虽非唐伯虎真迹，也算是一件难得的古画了。

下面再进一步分别谈一谈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问题。
我国书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一直在变化着、发展着，它具有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就书法来说，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秦代小篆、汉代隶书，书体各不相同，时代风格一望而知。唐代以来，书体齐备，即使同一书体，时代气息也各不相同。
绘画方面，先成熟的是人物画，山水、花鸟画要到五代才开始成熟起来。在题材内容上，五代以前，人物画为主；元代以后，山水画为主；宋代是山水、人物画并盛时期。在表现技巧上，五代以前，色彩为主；元代以后，水墨为主；宋代是色彩、水墨交辉时期。
书画艺术的时代风格属于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它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物质条件等各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书画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所形成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例如：清代书法家刘墉喜用浓墨，王文治喜用淡墨，因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近代吴昌硕写石鼓文喜用焦墨，黄宾虹作画则常用宿墨。五代山水画家董源、巨然用披麻皴，南宋马远、夏珪用斧劈皴，元代倪瓒用折带皴。明代仇英画人物眼睛很小，清代高其佩用手指头画钟馗往往不画眉毛。明代徐渭善画大写意花卉，落笔如风，绝少用色；恽寿平以没骨法为花卉传神，风姿绰约，则以色彩见长……可以说，历代书画家都有自己的面目，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只要多看多记，就能逐步辨认出他们的风格特征。

除了“鉴”以外，有时为了辨真伪，还得借助于书画家传记、书画著录、有关诗文、历史知识、衣冠制度等作必要的考证。我曾先后见过两本一模一样的明朝徐渭写的《金刚经册》，署款：“万历二年岁在癸酉夏六月六日弟子文长徐渭奉母命沐手敬书。”稍加考证，漏洞百出。万历二年干支是“甲戌”，不是“癸酉”；徐渭十四岁时嫡母卒，四十八岁时生母卒，万历二年徐渭已五十二岁，嫡母、生母早已去世，岂有再“奉母命沐手敬书”的道理。当然，也有可能徐渭遵照嫡母或生母在世时嘱咐而写，但根据时代风格、个人风格以及印章、纸质等来判断，这两本字册肯定是伪品，或即是绍兴本地区的假货——“绍片”。又见清朝初年画家萧云从山水册，自题作于康熙戊午，而萧云从死于清朝康熙十二年，戊午是康熙十七年，绝不可能死后五年再爬起来作画。书画家的生卒年代，对于鉴定书画真伪非常有用，但要注意：一是史传的可靠性。就浙江历代画家而论，王冕、陈洪绶、金农、钱杜、费丹旭、任熊、任颐等，或生年，或卒年，不少史书记载有错误。二要考虑书画家本人有写错干支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孤立地认为干支写错，书画必伪，要善于用联系的观点，多方面进行审查，有了把握，再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