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拍卖公司征集藏品玉石玉器征集

印章、签名、题跋、收藏印、著录、装裱都是鉴定书画的有力手段，印章是书画的证明物，作者以此证明确为自己所创作，而鉴赏家则以此表示自己的鉴别。若干件书画作品常常使用同一印或几印，不会每件作品都新刻一印，所以从印章的真伪来鉴别书画的真伪，尤其是通过对数件作品印章的比较来鉴别，是有相当根据的。
书画印章
材质对书画的鉴定也是极其重要的，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特点，在不同的材质上作书画，会有不同的效果。尤其在国画和油画等大相径庭的画种中表现，即便在同一画种内部，材质引起的差别也不小，而这种差别与作家的喜好以及当时可取的便利条件有关。当然除了这些以外，题跋、鉴藏印以及著录也对鉴定书画有一定的帮助。
字画作假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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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墨的层次，前笔和后笔能分开，该重则重，该淡则淡。而且有韵味，如同“余音绕梁三日”黑白分明，前后层次分明。
徐悲鸿游桂林漓江后作《漓江春雨》
第三看“用水”
水为笔墨之介绍，用之得法及凝于神如“泼水法”。中国画讲究笔法、墨法，其实还有水法，在创作中，水的表现发挥着特的作用。

怎样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
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色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必然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例外，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习惯。

裱工的一般情况是清中叶以前卷子拖尾短，所以比较细；嘉、道以后拖尾长，卷子就粗了。民间裱工南北传授不同，手法亦异。熟悉了以后，几种有特点的装裱不用打开书画便能知道是何时、何地的裱工，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
旧时北京的装裱匠人，手艺相当高超，旧书画虽然破碎至不可分辨、或者脆到几乎一吹即散，仍能装裱如原装。这类不太完整的书画经装裱后，如果悬挂或正视，都不会看出有什么破绽。如果向阳处由背面看，则原形毕露。所以，如果遇到裱得很厚，或者装在镜框之内的书画，就一定要特别注意。
也有的作伪者采取金蝉脱壳的办法，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裱进去。鉴别这类书画，则不能仅凭装裱来断定其真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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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积累方踪的绘画印象是属内廷供奉的正统画派画家，大约与董邦达、张宗苍山水类似。据《熙朝名画录》载：“方琮，字黄山，为乾隆朝供奉内廷。画学黄公望，其画曾蒙御题”并言其“画学张宗苍，深得其传。”该画以大斧劈皴，目的是使鉴者无从对照原迹为其作伪本意。鉴定这幅画除了画风与张氏画风毫无相干且属传统内廷画派之外，更主要的破绽是所用材料的问题。
方琮的这幅山水所用材料为细网网丝绢，此绢在书画鉴定中应为先的疑点。网网丝绢亦称灯笼绢，是—种纹路极粗的劣等丝绢，在清中期至民国时期，江浙湖洲一带均有生产，此种丝绢的出现，当是我国江南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种反映。

当绢拓出后，丝格间均以浆工添平而不漏底，使绢面平光如纸而能作画自如。从现今流传的此等托绢的画作看，几乎皆为清同光以后所画，而此绢在清末画家中除极少数廉价售画的不画家使用外，大多是坊间的行画在使用，—般画家均不使用。故方琮的这个山水以网网丝绢为材料便引起首要嫌疑。由于材料粗糙，所钤小印几乎看不清为何字。从装裱看，亦为民间粗制花绫所裱。这些皆是缘于成本合算，当时本为普通商品画，面向普通购买者。
有一种复旧方法能使两幅作品几乎完全相同，这就是揭裱旧字画。自明朝以来，书画常用的质料是宣纸，宣纸经特殊工艺制成，与纸不同。如果宣纸在制作时一次成形，其厚薄多不均匀，因此必先作极薄的一层，根据其价格宣纸可以加层。一般普通的宣纸也有二三层，厚的有四五层之多。因此，一张宣纸也可以再分解为数张。这样，书画原作一经商人之手，必设法揭出若干层。由于宣纸用墨极易渲染，几乎每层都可以浸透画家的笔墨，但揭层越多，笔墨越淡，每层的原作也比较淡，作伪者便再用宣纸裱数层，墨迹轻淡之处再照样添补，新墨如很明显，再用熏旧之法使其变旧变暗，真伪便难以分辨。不知此情的人在将古旧书画或名人书画送给裱工装裱时，上一层笔墨俱佳者往往被他们揭去，被骗后也不知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