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画评估出手

北京字画鉴定机构
启功书法
　　文献考据是启功的长项，他的考据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与徐邦达不同，徐氏所据是比较的文献--书画著录，而启功所据范围广泛，除书画著录外，还广取各种文献史料，孙机的舆服研究以及傅熹年的建筑研究同样在书画鉴定中起到很大作用。从研究方法上看，这样的人才奇缺，而在学术界精通书画的人又极少，启功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故而他在运用学术研究的功底，进行书画鉴定的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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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问：怎么才更科学，或说还有什么更好的科学方法?我个人觉得是辩证法的深入掌握，然后才可以更多的泯除成见，虚心地尊重科学。其次是电脑的发展，必然可以甬道书画鉴定方法的研究上。例如用笔的压力、行笔习惯的侧重方向、字的行距、画的构图以及印章的校对等等，如果通过电脑来比较，自比肉眼和人脑要准确得多。已知的还有用电脑测试种种图像的技术，更可使模糊的图像复原近真，这比前些年用红外线摄影又前进了一大步。再加上材料的凑集排比，可以看出其一家书画风格的形成过程，从笔力特点印证作者体力的强弱，以及他年寿的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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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接作伪。彻头彻尾地硬造，就更不必说了。代笔。这是麻烦的问题，这种作品往往是半真半假的混合物。写字找人代笔，有的是完全不管代笔人风格是否相似，只有那个人的姓名就够了。可笑的是旧时代官僚死了，门前树立“铭旌”，中间是死者的官衔和姓名，旁边写另一个大官僚的官衔和姓名，下写“顿首拜题”，看那字迹，则是扁而齐的木刻字体，这是那个大官僚不会写的，就是他的代笔人什么方案秘书之类的人，也不会写，只有刻字工作专才才能写它。这可算代笔的类。还有代笔人学习那位官僚或名家的风格，写出来，旁人是不易辨认的;且印章真确，作品实出那官僚或名家之家，甚至还有当时得者的题跋。这可算代笔的第二类，在鉴定结论上，已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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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随着年龄的不同、经历的变化，眼光也会有所差异。例如，恽南田记王烟客早年见到黄子久秋山图以为“骇心动目”，乃至晚年再见，便觉索然无味，但那件画是真一峰也。如果烟客早年作鉴定记录，一定把它列入品;晚年作记录，恐要列入参考品了吧!我二十多岁时在秦仲文先生家看见一幅黄古原绢本设色山水，觉得是精彩绝伦，回家去心摹手追，真有望尘莫及之叹。后在四十余岁时又在秦先生家谈到这幅画，秦先生说：“你现在看就不同了。”及至展观，我的失望神情又使秦先生不觉大笑。这和秋山图的事正是同一道理，属于年龄和眼力同步提高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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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刘盼遂先生谈过，王静安先生对学生所提出研究的结果或考证的问题时，常用不同的三个字为答：一是“弗晓得”，一是“不见得”。王先生的学术水平，比我们这些所谓“鉴定家”们(我也不例外)的鉴定水平(学术种类不同。这里专指质量水平)，恐怕谁也无法说低吧?我现在几乎可以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有“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的伟大鉴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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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形：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挂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别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给我一首打油诗说：“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应该如何尊重群众!容众。一次外地收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考意见，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这话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