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中石字画当面交易名人字画长期收购

她林林总总列出了11个条件，先拿它们跟吴镇画的墨竹做对比，发现有一幅完全符合这十几个条件，其他的则一个都不符合。而一幅符合条件的《石竹图》恰恰是所有藏品中不为人知的，在徐小虎看来，这是因为假作太多，反而让真迹显得是“例外”，《石竹图》就是一幅“被遗忘的真迹”。
次发现台北故宫所藏吴镇之画有伪的时候，徐小虎惊得发烧病倒，在家躺了3天。半年后，她才敢再一次去台北故宫提画研究。经过盘点，她认为台北故宫收藏的50多幅吴镇画作中只有三幅半是真的。
她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蒋复璁。蒋复璁一听，说：“有赝品吗？太好了！那么我们应该马上开始研究，把真伪区分开！”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她建立了自己的鉴定方法，想要重新给古代画作断代，把那些真迹选出?来。
可惜好景不长。1983年，蒋复璁退休，新上任的院长听说故宫有假画很不高兴，在看过《被遗忘的真迹》初稿后，他甚至不让徐小虎提画。为了继续研究，徐小虎只能请各路同学朋友帮忙找高解析度的电子版藏画。
在那段时间，徐小虎写出了《被遗忘的真迹》，并因此获得了去牛津大学读博士的机会。谈及那段时间的经历，她觉得有点委屈：“院长可能觉得台北故宫有假画伤害了他的自尊。似乎（如果有赝品）就是皇帝没穿衣服。其实，皇帝没穿就没穿嘛！”

2018年从日本私人藏家手中动员回来了苏东坡真迹《枯木怪石图》和赵孟頫的两通书札，三件文物共开价1.5亿元。傅熹年参与了鉴定，认定其为真品，建议国家收购，但国家文物部门却表示没有这么多的经费。终，《枯木怪石图》在佳士得拍卖行以4.1亿港元被一位“神秘买家”买走，赵孟頫书札也拍出天价，买家身份同样没对外透露。
遇到这些事，傅熹年总是很无奈，他觉得这些东西该公家收藏的。就像他的主业本来是中国古代建筑史，在一生中却总是被一次次的运动打断，后期又被书画这个业余爱好“喧宾夺主”。
认识七十年了，他的清华同窗王世仁觉得他始终正派，不管是被打成右派时还是后来当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始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过，傅熹年对一些事很不在意，但对另一些事又很在意。如说起梁启超题赠给赴美留学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宋《营造法式》、梁思成画的建筑图手稿清华建筑系都没有出钱收购，他冷静的语调少见地变成了义愤填膺，为恩师梁思成如今所受到的这种“待遇”而愤愤不平。
师姐王其明觉得，傅熹年的“本行”虽是建筑，但对书画、古籍等精研很深，这有家庭的影响，也与他曾直接受教于“北梁（梁思成）南刘（刘敦桢）”有关，因此他能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通才。

这样的文化通才，前有大师无数，后恐来者寥寥了。
说起傅熹年，同学王世仁和王其明印象深刻的都是“家学渊源”。
王世仁是傅熹年住上下铺的兄弟，大学时曾去过傅家。那时傅家已经从“藏园”搬到西城区大觉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傅熹年的祖父傅增湘曾任北洋教育总长，自号“藏园老人”，家中藏书万千。王世仁记得，连门道里都堆满了书，书房里满墙都是书柜，放着“二十四史”等古籍。他印象深的是希特勒的水彩画集子，全中国就这一本。
傅熹年的父亲傅忠谟是玉石鉴赏家，1951年调到文化部文物局工作。当时文物局刚成立，不少人是从外地调来的，住集体宿舍，周末常到傅家聚会聊天。其中，张珩、徐邦达和傅家世交启功等人都是精研古代书画的。他们闲谈间说的都是古书画，有时还展开辩论。有一次说到宋徽宗的柳鸭芦雁图，张珩说柳鸭是真的、芦雁是假的，徐邦达和启功不同意，后来确实在芦雁上发现了问题。

年轻的傅熹年喜欢听他们高谈阔论，大家见他后生可教，有时也特地点拨他一二。张珩告诉他，要想了解中国古书画，看两本书就够了，一本是日本人1937年出的《支那名画宝鉴》，一本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书画册）。张珩要他把厚厚的硬皮精装书《支那名画宝鉴》拿来，对照着书一幅画一幅画地为他讲解，这回说不完下回继续，他边听边拿铅笔在书上做记号。其中就画一个圈，特别好的画两个圈。如宋代崔白的花鸟画名作《双喜图》，旁边用铅笔注明“真迹”，还有一个“故”字，意为故宫藏。傅熹年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两本书。
傅熹年说，前人看书画有所谓“望气派”之说，鉴定书画的关键在于见识真迹。那时，他得到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
1952年后，国家收购和个人捐献的大量书画古籍都集中到文物局（后来全部交给了故宫书画馆），有时会有领导和来参观。每逢有这样的好事，长辈们都不忘叫上他。
“人家当然不能为我开放，但是有领导来的时候，你在旁边远远瞧着点，他看完了你过来探探头，这还是可以的。”参观时，还能聆听到张珩、徐邦达等的现场讲解。
就这样，傅熹年看了大量名画真迹，《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如今如雷贯耳的“大IP”，他当时都见过了。

王其明觉得傅熹年很有钻劲儿。他是红绿色弱，考清华建筑系前就有意识地做“预习”，画画知道自己哪个颜色不准，就注意调整。她觉得，傅熹年被划右派受打击很大，但对他来说也算一个很特殊的成长环境，还收获了知心的爱人。他划右派后，要跟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女友分手，女友却坚决不改志向，他也毫不动摇，两个人是等他摘了帽子后才结婚的。
除了画图，傅熹年的文史综合能力也有了用武之地。在协助刘敦桢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时，他开始用研究古建筑的手法来考察一些重要古代名画。

巡回鉴定休会期间，傅熹年还于1987年秋赴美国考察了博物馆藏中国书画。考察是由美国华美协进社社长、翁同龢之孙翁万戈安排的，原拟安排王世襄赴美，但王世襄将这一机会让给了更熟悉书画的傅熹年。
傅熹年历时110日，参观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10个博物馆，看了大量以前只见于著录书和图录上的名作，大开眼界，归后整理成《旅美读画录》。
他此行有成就感的，是在参观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时，在一个普通库里发现了国宝级的南宋画家夏珪真迹《洞庭秋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