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字画交易鉴定

年轻的傅熹年喜欢听他们高谈阔论，大家见他后生可教，有时也特地点拨他一二。张珩告诉他，要想了解中国古书画，看两本书就够了，一本是日本人1937年出的《支那名画宝鉴》，一本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书画册）。张珩要他把厚厚的硬皮精装书《支那名画宝鉴》拿来，对照着书一幅画一幅画地为他讲解，这回说不完下回继续，他边听边拿铅笔在书上做记号。其中就画一个圈，特别好的画两个圈。如宋代崔白的花鸟画名作《双喜图》，旁边用铅笔注明“真迹”，还有一个“故”字，意为故宫藏。傅熹年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两本书。
傅熹年说，前人看书画有所谓“望气派”之说，鉴定书画的关键在于见识真迹。那时，他得到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
1952年后，国家收购和个人捐献的大量书画古籍都集中到文物局（后来全部交给了故宫书画馆），有时会有领导和来参观。每逢有这样的好事，长辈们都不忘叫上他。
“人家当然不能为我开放，但是有领导来的时候，你在旁边远远瞧着点，他看完了你过来探探头，这还是可以的。”参观时，还能聆听到张珩、徐邦达等的现场讲解。
就这样，傅熹年看了大量名画真迹，《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如今如雷贯耳的“大IP”，他当时都见过了。

有一次，启功偶然从一个信封里找到几张“漏网”的敦煌写经残片照片，与傅熹年同看，说其中一张好，书法秀美潇洒，毫无职业写经人的习气。
这是一篇写经的发愿文。文中称，自己发愿要写三千部《妙法莲华经》，以为亡母“太原王妃”祈福。两人都觉得“太原王妃”眼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
几天后再见面，启功高兴地说，终于想起来了！武则天之父武士彟死后追赠太原王，太原王妃即武则天的生母杨氏。但武士彟还有其他子女，不能确定要发愿写经的就是武则天。当时无法查资料，这个疑问只能暂时搁置了。
1968年底“清理队伍”后，傅熹年获准回到人民队伍中，随全院职工整体下放河南的“五七干校”。之后，建筑研究院被撤销，人员星散。傅熹年被分配到甘肃天水，在国家建委第七工程局的工程公司为技术员，再次离开了古建。

1972年夏，国家文物局筹备出国文物展览，将傅熹年借调回京，又给了他一次重拾旧业的机会。他画了很多供出国展览的图，包括根据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等遗址实测图绘制复原图和彩色渲染图。
这期间，他有了重新接触古籍的机会，得以查了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启功的图书也已启封，查了《资治通鉴》。他们都发现了写经发愿人为武则天的确切证据，英雄所见略同，彼此抚掌称快，认为总算解决了一桩小公案。
但如果要写成文章，当时却颇有些“违碍”之处。因为这段历史的背后，涉及武则天迫害同父异母哥哥致死、毒死外甥女等狠毒之事，以及她表面上孝心通天实际上却公然污蔑自己的母亲与外孙乱伦。这在当时大捧“女皇”的情况下，实无异于自寻烦恼。
直到后，编《中国法书全集》，启功和傅熹年都觉得应该收入武则天的这篇发愿文残段，傅熹年才写出了这篇考证文章。因为无论如何，其中的书法之美，都不能不令人赞叹。至今，这段发愿文残片的照片还压在他书桌的玻璃下。

鉴定全国公藏古代书画
后，傅熹年结束了多年的漂泊生涯，得以回归，右派问题也在1979年“改正”。但是，他仍然不能心无旁骛地搞，因为，80年代，他又“跨界”成为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
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工作早开始于60年代初。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文化部文物局组成了鉴定小组，张珩为组长。张珩于1963年病逝，不久“文革”开始，这项工作就完全停顿了，直到1983年，才在谷牧的批示下重启。当时决定，由中宣部下发文件，将鉴定全国公藏古代书画作为一项国家任务下达。
1983年8月，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正式在北京成立，上海博物馆顾问谢稚柳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任组长，谢辰生代表文化部文物局负责协调工作，组员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杨仁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九庵，以及当时在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傅熹年。
傅熹年是在启功、徐邦达和谢辰生的联合推荐下进入这个组的，全组七个人中，六人都是七十往上的老，只有他是50岁的“小字辈”。

8月底，期巡回鉴定在北京启动。在故宫博物院丽景轩鉴定书画，以“文革”中的抄家文物为主。接下来，先后鉴定了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总店、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馆所藏书画。
由于鉴定组大多是高龄老人，鉴定只在春秋两季进行，每次三个月。《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名画当然也要过一下眼，过完就赶紧收了，这些都是早已公认的国宝。
1985年、1986年上半年，鉴定组移师上海。在上海，发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
上海博物馆所藏元代名画中，有一卷题为赵孟頫所绘《百尺梧桐轩图》。此图绢本，青绿设色，画的是园居闲适之景。图中一人便服闲坐在梧桐轩中，旁有一童子捧茗，一使者抱琴，高大的梧桐树环绕四周。全图笔法秀雅，设色工丽。画后有周伯琦、张绅、倪瓒等七人的题诗，都是元末名家。对此画是否为赵孟頫所画，傅熹年提出了不同看法。

鉴定工作结束后，傅熹年偶然翻阅旧笔记，起了对《百尺梧桐轩图》加以考订之心。因为这幅绘画之精雅、题诗诸人的声名之煊赫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一幅伪作却会有七位同时代名家为它题跋？
通过研究题诗的内容和题诗的时间地点，他判定，画上的梧桐轩主人应是张士诚之弟张士信。当时张士诚以富庶的平江（苏州）为中心割据江浙11年之久，在遍布全国的元末起义烽烟中，这里成了一个文学艺术盛的孤岛。傅熹年认为，画的作者应是当时居留在平江的一位名家，其画风受到赵孟頫的影响。张士诚兵败身亡后，收藏者不得不裁去原款，伪托赵孟頫所作，实是为了将画作保存下来而不是为了欺世盗名。因此，此图虽非出自赵孟頫，也有特殊的历史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