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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傅熹年喜欢听他们高谈阔论,大家见他后生可教,有时也特地点拨他一二。张珩告诉他,要想了解中国古书画,看两本书就够了,一本是日本人1937年出的《支那名画宝鉴》,一本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书画册)。张珩要他把厚厚的硬皮精装书《支那名画宝鉴》拿来,对照着书一幅画一幅画地为他讲解,这回说不完下回继续,他边听边拿铅笔在书上做记号。其中就画一个圈,特别好的画两个圈。如宋代崔白的花鸟画名作《双喜图》,旁边用铅笔注明“真迹”,还有一个“故”字,意为故宫藏。傅熹年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两本书。
傅熹年说,前人看书画有所谓“望气派”之说,鉴定书画的关键在于见识真迹。那时,他得到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
1952年后,国家收购和个人捐献的大量书画古籍都集中到文物局(后来全部交给了故宫书画馆),有时会有领导和来参观。每逢有这样的好事,长辈们都不忘叫上他。
“人家当然不能为我开放,但是有领导来的时候,你在旁边远远瞧着点,他看完了你过来探探头,这还是可以的。”参观时,还能聆听到张珩、徐邦达等的现场讲解。
就这样,傅熹年看了大量名画真迹,《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如今如雷贯耳的“大IP”,他当时都见过了。
那时,傅熹年因为老进城往家跑,没少挨团干部的批,说他“贪恋资产家庭生活”。解释只会招来更多的批评,因为古典文化当时被视作落后的东西,他索性就不解释了。反正在学校里,他对当全5分学生并不感兴趣,但是重要的功课,例如课中的建筑设计、建筑历史和基础课中的素描、水彩画,是5分。
傅熹年作品:麦积山石窟外景水彩写生图。
“画透视图是一绝”
傅熹年之所以进入清华建筑系(当时叫营建系)学习,是因为高三时读到梁思成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和明清北京城的文章,萌生了搞建筑史的愿望。在清华时,他钦佩梁思成的铅笔单线速写,徒手画建筑线条,又快又直。他曾借到梁思成旅欧时的速写册《拾遗》,内有对法国布惹阿城堡大楼梯的速写等,反复临摹。
王其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组里有两个能人,一个尚廓,一个傅熹年,两个人手下都很有功夫。
建筑科学院的图书馆搜购了很多建筑方面的书籍,有的是外文原版的。傅熹年提醒王其明,其中有两前欧洲建筑师到乡村采风所画的建筑速写图册,还有一本日本的《百栋集》,一百栋住宅每栋都配了一张平面图、一张剖面图和一张透视图,可以参考。王其明深受启发,觉得浙江民居调查也可以这样做。
傅熹年作品:浙江杭州上天竺民居写生稿。
王其明说,光画平面图、剖面图不足以显示建筑物的优点,要画透视图,傅熹年画透视图是一绝。“他的表现能力特别强,图画得可帅了。他画的那些民居写生图,有远有近,有大有小,配上的那些树也很好。因为他对国画的见识也比较多,很有才气的。”
宋以前建筑实物,尤其是住宅全都灭失了,目前所见早的古代住宅是明前期的,再早就只能求诸文献、绘画等,其中绘画是形象资料,尤其重要。现存宋元绘画中保存住宅资料丰富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所画的是北宋汴梁城乡建筑,以店铺为主,兼有一部分住宅。画中对建筑物的构造、装修细部都有精细的描绘,但因为画面取景较近,在表现建筑全景方面就难以兼顾。《千里江山图》则能加以补充,它是宋画中表现住宅和村落全景多的一幅。
这是他次目睹此画实物。他注意到,位于画幅右上方的款识“吴兴赵孟頫”笔法滞涩,且从构图上看画幅右方颇显局促,因而认为画作并非赵孟頫作品,而是经过了剪裁,作者原款被裁去,“赵孟頫”的名字是后来添加的。
因为全国需鉴定的书画作品很多,当时商定,鉴定组采取不争论原则,将不同意见作为附注标注。谢辰生只负责协调工作,启功没有参加这次鉴定,参加的5个中,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3人同意这个意见。后的鉴定意见为,该画为元人作品,但非赵孟頫所作。
鉴定组在沈阳工作时,也发生过较大争论,尤其是对一些画的年代分歧很大。
1986年后,徐邦达实际上不参加鉴定了,启功也经常不来,刘九庵和傅熹年不得不负起主要责任来,大量的反对意见都是他们俩签署的。
傅熹年说,并不是每一位都坚持自己主持收购的书画为真,徐邦达就很大度,他替故宫收进的字画,如果鉴定组认为是假的,他也认账。
鉴定工作结束后,傅熹年偶然翻阅旧笔记,起了对《百尺梧桐轩图》加以考订之心。因为这幅绘画之精雅、题诗诸人的声名之煊赫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一幅伪作却会有七位同时代名家为它题跋?
通过研究题诗的内容和题诗的时间地点,他判定,画上的梧桐轩主人应是张士诚之弟张士信。当时张士诚以富庶的平江(苏州)为中心割据江浙11年之久,在遍布全国的元末起义烽烟中,这里成了一个文学艺术盛的孤岛。傅熹年认为,画的作者应是当时居留在平江的一位名家,其画风受到赵孟頫的影响。张士诚兵败身亡后,收藏者不得不裁去原款,伪托赵孟頫所作,实是为了将画作保存下来而不是为了欺世盗名。因此,此图虽非出自赵孟頫,也有特殊的历史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