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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众。一次外地收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考意见,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这话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
对于做旧与原旧要区别开来。原旧有一种自然老化产生的“包浆”光亮,而作旧是用颜色、茶水、脏水染旧,或油烟薰旧。
(一)绢,大约唐、宋的书画都用绢,元以后用纸越来越多。用绢、绫鉴定书画,仅从制作规格上看,极难区别其生产的年代.
如拿清康熙时的“贡绢”与南宋时的院绢比较,除新旧气息不同外,形制方面几乎一样。故不能把它作为断代的依据。
但绢的门面尺度和砑光却有时代的不同。从传世每幅绢的门面看,北宋初到宣和以前绢阔大都不超过60厘米。
宣和以来,则逐渐放宽,有幅画轴阔至80厘米的,如赵佶《芙蓉锦鸡鸡》(幅81。5厘米)。
到南宋中期,已有一米以上门面出现,如李迪《枫鹰雉鸡图》,阔至105厘米。绢除门面外,还有砑光的问题。
从年代讲,砑光绢到明末已有,绢地光亮而薄。至于用砑光绢作画,到咸丰、同治以来的书画中方能见到,此可用作为断代依据。
(二)绫,传世中有花绫和素绫两种。前者唐贞元以后,诰(来+力)用花绫。
后者在明成化、弘治时沈周等人的作品见到。到天启、崇祯时则广为流传。所见为王铎、傅山等人的书法卷轴为多,但到了清康熙中期以后就少见了。
绢、绫的单丝和双丝不能作为断代的依据,因为它们没有明显时代划分。而绢绫精粗程度可为书画的断代提供佐证。
一般来讲,宋代宫廷用的所谓“贡品”,大都精密,如南宋宫廷画家吴炳、林椿、马远、马麟等人的作品,用绢都很好。
而画院外或民间的绢则较为粗糙。如五代徐熙、南宋马和之、梁楷、明代陈洪绶、张瑞图等人,用的绢就比较粗。
从时代讲,宋以前的绢都比较细密,明代则比较粗,但清代宫廷用绢却又十分。
戴进技艺全面,人物、山水、花卉皆擅长,面貌也有多种变化,山水取法宋人苍劲一派,又融以元人水墨法传统.
山石大斧劈皴,水墨淋漓,豪放挺健,下笔较重,粗犷有力,气势充沛。
人物工意结合,面部描写较细,神态生动,衣纹线条则粗放顿挫,劲练洒脱,风貌,花鸟既能工笔设色,又能水墨写意。
明代中期随着经济生活的繁荣,素称“鱼米之乡、丝绸之路”的苏州(俗称吴门)涌现出卓有成就的画家群体.
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家为,人称“吴门画派”。
他们的作品大多数表现江南文人优雅闲适的生活情趣。
吴门画派”的四大家各有千秋,其创始人沈周功力深厚,不慕功名,富文人气质,他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
书法雄厚浑朴,兼工山水、花鸟、人物,中年画法严谨细秀,用笔沉着劲练,以骨力胜;
晚年笔墨简放粗豪,气势雄强。所作率意纵逸,寓有野逸之趣,成为明代复兴文人画的。
“华山派”与明画院绘画“浙派”的创导者戴进极富书卷气的“吴门画派”
陈淳、徐渭的写意花鸟董其昌的绘画风格个性强烈的人物画家陈洪绶
愤世嫉俗的明遗民画派清“四王”的画风“西画”对院体画的影响直抒心胸的“扬州八怪”多元化的民间风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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