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如琢字画拍卖价格字画上门收购

真伪混杂。有的把题跋与绘画割裂开来，重新补配，装裱成卷，这样就变成真画假跋、假画真跋两件东西了。也有所谓“雨夹雪”的办法，从一部册页或一堂屏条中，用伪品抽换一些，真真假假，借此来欺世牟利。更有在没有题款的肖像画上，无中生有，瞎造一个画家的名字，题在上面，就是为某某（如曹雪芹）画的像，还拼凑一些别人的题跋附在一起。凡此种种，我们都要仔细观察，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否则，鉴定失误，会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坏的影响。

模仿伪造。同时代模仿的，如明代沈周（启南）、清代王翚（石谷）和近代齐白石等，本人在世时就有模仿品，传到后世，鉴别不易。近代绍兴有人利用赵之谦用剩的旧信䇳，伪造赵之谦信札，很容易迷惑人。相对来说，后人仿古人，因为时代风格不一样，鉴别比较容易些。我们工作中碰到的大量伪品，纸绢用染色、烟熏等办法做旧，艺术水平较低。有的甚至连真迹也没有看见过，就瞎写乱画，例如1949年前《名画》印出的所谓北宋米芾《白鹅换书图》，上面有苏东坡、唐伯虎、王石谷、恽南田等人题字，凭空杜撰，毫无根据，笔墨恶俗不堪，这可算是伪品中的劣品。仿古伪作，水平高下悬殊，1949年前《金石书画》影印的那幅南宋梁楷《睡猿图》，好像气息很旧，实为近代张大千伪造。这里需要指出的，早期临摹本，如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图》《列女图》等，虽非真迹，仍有它重要的历史、艺术研究价值。

上述六种类型中，容易碰到的是种“改头换面”和第三种“模仿伪造”。此外，还有利用近代印刷字画，漂去油渍，添笔加色，冒充真迹的。更有似假非假，定真非真的，例如清代费丹旭的学生蒋升旭，字画逼近他的老师，落款“升旭”两字给人以“丹旭”的错觉，有人就误定为费丹旭的作品。在鉴定实践中还可以碰到不少五花八门的问题，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各种类型的伪作，是很好的反面教材。了解它，熟悉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辨别能力，进一步做好书画鉴定工作。

由于时代风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它在艺坛上具有支配力量，任何书画家都要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举例来说，汉朝书法家陈遵，决不能写出楷书来，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楷书要到唐朝颜真卿、柳公权时代才完全摆脱隶意，真正确立。中国绘画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晋顾恺之，是六朝三大画家之一，可是从他的《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都是早期摹本）来看，人物画得不错，山水却很幼稚，画树像“伸臂布指”，画水则“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比例也不恰当。这并不奇怪，因为东晋顾恺之时代，山水画还没有成熟。再如唐朝晚期孙位《竹林七贤图》残卷（旧题《高逸图》卷），是现存国内的浙江古代画家中早一件珍品，人物描绘得非常生动，树石却并不高明，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学习鉴定书画，要辨认各个时代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认识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风格。
书画家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地位、质量情操、生活经历、师承渊源、审美观点、创作实践等各不相同，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貌。
我国书画艺术非常讲究骨法用笔，辨认个人风格，笔法至关重要。每位书画家执笔运腕，落笔轻重缓急，用笔中锋、偏锋、圆转、方折等，笔法各有特色。例如宋代四大书法家，按照当时米芾的说法，蔡襄勒字（用涩笔写），苏轼画字（用笔重按），黄庭坚描字（用笔轻提慢写），他本人是刷字（用笔快速书写）。勒、画、描、刷，说出了宋四家的笔法特点。

除了“鉴”以外，有时为了辨真伪，还得借助于书画家传记、书画著录、有关诗文、历史知识、衣冠制度等作必要的考证。我曾先后见过两本一模一样的明朝徐渭写的《金刚经册》，署款：“万历二年岁在癸酉夏六月六日弟子文长徐渭奉母命沐手敬书。”稍加考证，漏洞百出。万历二年干支是“甲戌”，不是“癸酉”；徐渭十四岁时嫡母卒，四十八岁时生母卒，万历二年徐渭已五十二岁，嫡母、生母早已去世，岂有再“奉母命沐手敬书”的道理。当然，也有可能徐渭遵照嫡母或生母在世时嘱咐而写，但根据时代风格、个人风格以及印章、纸质等来判断，这两本字册肯定是伪品，或即是绍兴本地区的假货——“绍片”。又见清朝初年画家萧云从山水册，自题作于康熙戊午，而萧云从死于清朝康熙十二年，戊午是康熙十七年，绝不可能死后五年再爬起来作画。书画家的生卒年代，对于鉴定书画真伪非常有用，但要注意：一是史传的可靠性。就浙江历代画家而论，王冕、陈洪绶、金农、钱杜、费丹旭、任熊、任颐等，或生年，或卒年，不少史书记载有错误。二要考虑书画家本人有写错干支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孤立地认为干支写错，书画必伪，要善于用联系的观点，多方面进行审查，有了把握，再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