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仁智字画鉴定

我们不妨再来辨析上述的那些旁证，究竟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仍从印章说起，历代的书画作者、收藏者，他们所用的印章，并无规律可循，因而无从知道他们一生所用于书画的印章，是只限于某样某式、某种文字、某种篆法的哪几方，从而可以凭此为准的。北宋米芾曾说明过他以某几方的印章用于他所藏的某一等的书画上，但是，他又说还参用其他文字印的有百方。还有一类可以知道一种印文只有一方的，如历代皇帝的印章（但南宋高宗的绍兴小印，却不止一方）以及明项子京的“天籁阁”等印。此外，同印文，同一篆法，同一尺寸，同是白文或朱文而只有极为微细出入的印章，也是数见不鲜的。不但私人的名章，就连明黔宁王的印，同一印文的也不止一方。这种现象，从元到清，大都是如此。文微明的那方印文半边大半边小的“文印微明”印，大同小异的就不止方。“衡山”朱文印，出入细微的又何止一方

根据一系列的实例，元代以来，各家的印章，名号相同，朱、白文相同，篆法相同，仅在笔画的高低曲直有极细小的差距，已形成了普遍的现象。其所以如此，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出于作家们的要求，一种是印人在章法上所表现的习惯性。至于只承认某些印章是真，所依赖的证据是什么呢？是根据图章本身，还是其他因素呢？篆刻本身，有它的流派与特风格，这是认识篆刻的主要方面。但是，被用在书画上的印章，作者与收藏者却并不是专取哪一家或哪一派，而大多数印章，看来也无法认出它是出于某家刀笔。因此，从风格特征来作为辨认的依据，就失去了它的效用而感到漫无边际。而它的现象又都是大同小异，混淆不清，尤其在近代，利用锌版橡皮版的翻制，相反地可以做到毫厘不差。

印章的时代特征与气息也是鉴别书画的佐证。印章的时代气息可从其形状、篆文、刻法、质地、印色等方面出来。宋代的书画作品，钤盖上书画家本人的印章为数很少，大多数书画家在作品上并不钤盖本人的印章。宋代印章铜、玉居多，少量是其它质料的。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南宋未期出现了极少数油印），蜜印颜色红而厚，水印颜色淡而薄。元代印章的篆文、刻法都有变化，出现了圆朱文印。质料有木、象牙、铜、玉等，印色大都采用油印和水印。自元代王冕开始采用石料刻印以后，采用石料刻印的人逐渐多起来。明代初期，各种石料的印章已相当普遍，篆文刻法也有新的变化，篆文每个字的停笔处，都比原笔画略粗一点，但显得较淡，并略呈黄色，同元代的印色就有些不同了。明代中后期印章以石质居多，其它如水晶、玛瑙、铜、玉等均有。字体有古文篆体等到各种形式。这一时期印色大多是油制的，颜色也有浓淡之分，也还有少数画家使用水印。清初，书画家印章甩用的篆文变化并不大，但印章形状、字体字形都有多样化的趋势。清代中后期的印章，篆文刻法有各种各样的规格，如浙派、皖派和其它各种流派，大都以《说文解字》为主体。印色从为油质，水印已不见使用。

谢稚柳
先生工诗文，能书法，擅山水、花鸟，亦偶作人物，尤精书画鉴定，与张珩并称“北张南谢”。谢先生早年学画，又与张大千一起对敦煌壁画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这使他准确地把握了唐宋以来中国书画主流风格的渊源流变，由此确立了以风格流派断代，辨伪的方法。正如他本人所说“切实的办法是，认识从一家开始，而后从一家的流派渊源等关系方面渐次地扩展”。虽然他也不忽视对相关文献的印证，但却更看重书画艺术的本体，如作品的意境，格调、笔法、墨法、造型和画面布局等特征，即
重视书画本身的体貌精神

杨仁恺
先生，早年坎坷，抗战时移居重庆，结识了郭沫若、徐悲鸿、张大千等学者和书画名家，从而使他对古今书画的研究更加深入。他在书画研究与鉴定方面具有如下重大贡献：一是对溥仪出宫后的清官流散书画进行了精细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他集40年心血而成的58万余字鸿篇巨著《国宝沉浮录》一书；二是在中国书画史上填补了辽金两代的空白，使之更为完整系统：三是把古书画鉴定的范围拓展至20世纪，并初步尝试建立书画鉴定这一之学，2000年出版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一书可见其这一学术趋向。杨仁恺在书画鉴定中提倡科学的“比较研究法”，十分注重作品之间的参照比较，如同一人或者同一时代和地区的诸多作品比较、画家一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比较，然后才是题跋、印章等因素。对于传世的《簪花仕女图》这件风格特的作品，由于缺少参照样板，比较研究就显得较为困难。于是他结合同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留下的关于贞元时期服饰与习俗变化的文献资料，证明《簪花仕女图》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只有唐贞元时期才能与之吻合，由此确认它是一件唐代贞元时期的绘画作品。

傅熹年
先生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古代建筑史研究，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和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的建筑规律。以此为基点，傅先生在书画鉴定中擅长把建筑学中的比较分析法引入到书画鉴定的断代、辨伪，即结合出土文物、传世可靠作品和相关文献中记载的建筑形制、衣冠制度等作为断代依据。其学术要点如下：一是强调
在书画鉴定中的基础地位：二是重视在书画鉴定中建立可依靠的
：三是书画鉴定要有一定的
以及运用文献的能力。对于传世早的山水画《游春图》，傅先生是八来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他选取了画中人物的服饰钗头与巾幞、建筑物的斗拱与鸱尾来验证作品的时代，从而得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幅《游春图》的具体绘制年代恐难早于北宋中期”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