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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本是日常用品，但由于镜子能反光、能清晰映象，因而被人们引喻出许多社会功能，成为古人墓葬的随葬品。由于铜镜所具有的「破暗取明」、去魔压邪作用，再加上古代「视死如生」和「诸之具无不从者」的观念，人们把生活密切的铜镜同葬，以供死者在阴间继续使用。

铜镜不但成为古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之一，在一些小型墓内也常有发现。当然，王公使用的往往是制作精良、纹饰精美的大尺寸铜镜，而一般的平民百姓使用的铜镜尺寸较小，纹饰属于普通常见的品种。

铜镜既然被赋予了多种的社会功能，兼具美观实用价值，自然会被用作王公、亲朋故友之间馈赠的礼品。
据《唐书·礼乐志》记载，八月五日是唐玄宗的生日，这天也被定为「千秋节」，又称为「千秋金鉴节」，群臣会献上美酒和铜镜祝寿，或作为互赠的礼物，唐玄宗也会在千秋节赠群臣以铜镜，以示圣恩。后来这习俗更流传到民间。至于上贡品如「江心镜」、「方丈镜」等亦有这种用途。


在上者以至民间的赠镜活动，无形中推动了铜镜制作的发展和技术水平，使铜镜成为精美的日用工艺品，并受到上至王公，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

相传有很多关于镜能照妖的故事，例如《西游记》和《封神榜》，都有以镜子照妖的情节。汉代刘歆著的《西京杂记》中，提到汉宣帝所持身国宝镜有照见妖魅之功能。晋朝人葛洪所著《抱朴子》书中便提到道士背悬九寸明镜，老魅便不敢靠近，如果有鸟兽邪物，用镜一照，其本形俱现镜中。唐人著作《古镜记》中的宝镜能使百邪远人，具有降服妖怪精魅的神妙作用。

在日本、越南、和及伊朗等国均出土了不少古代铜镜。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便记载了三国魏晋时代倭（今日本）遣使到来进贡，魏王便赏赐予「铜镜百枚」的资料，这说明早在汉代，精美绝伦的铜镜，已经成为周边难得的珍贵礼物。在日本的考古中也发现了的魏镜和吴镜，以及当地仿制的「倭镜」。

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在《汉以前的古镜的研究》图版第八2记录了一面「径一尺」的纹饰相类似的四山镜，因此，《铜镜图典》（孔祥星、刘一曼著，1992年）46页在转录这面四山镜时，说「直径33厘米，而且是构图华丽的四山镜」，这是目前见于著录的尺寸的四山镜。《长沙楚墓》（湖南省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亦介绍了从长沙楚墓出土的100件山字纹镜，其中纹饰相似的四山镜直径为17.2厘米（《长沙楚墓》235－242页），与前述的仍相差很远。由此可见，纹饰如此繁复与华丽的直径22厘米以上的大型四山镜，比较。


　蟠螭纹是一种变体的龙纹，形态多为盘曲纠结，穿插缠绕。此镜为三弦钮，云雷地纹。钮座外为宽凹面带环，内饰一人与三龙纹，人作奔跑状，龙作回首形，一龙脑后有角，有学者研究认为此纹饰是表现古代「刘累训龙」的故事（见《收藏家》2000年第8期《一面特的战国龙纹镜》孙克让）。且龙分公母，有角的龙为雄龙，无角龙为雌龙；主纹饰为三龙间以折叠菱格，三龙纹繁复夸张，龙口大张，露利齿，线条饱满富于弹性。素卷缘。此镜内区纹饰，目前尚未见于著录。


镜为弦纹钮，钮外一周宽凹面带，素地上面饰三兽纹，二猎犬，一兽，兽纹似虎似豹，猎犬的颈上有项圈，说明已是经人工驯养的猎犬，素卷缘。此镜的特点是没有地纹，三兽铸在光面素板上，这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战国镜中出现浮雕兽纹的比较，其工艺制作难度大、要求高，再者，三兽孤伶伶地在素面板上也不够美观，而能够铸出此类浮雕兽纹的必定是工匠，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此外，我们可以看到，镜钮外的凹面带圆环的外缘与镜缘之间的镜面明显低凹，因此可以推断此镜的「素面」原来可能有填漆彩绘工艺，这样就使镜面与钮座及镜缘基本处于一个平面上。但是，经过二千多年的埋藏，当年的填漆彩绘工艺已经无可寻，尽管如此，此镜仍然是战国镜中的纹饰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