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早期瓷器鉴定

鹿纹是一种反映原始渔猎生活的传统陶瓷装饰纹样。唐代长沙窑有青釉鹿纹褐绿彩注壶，小鹿体态轻盈，边跑边顺盼，是的佳作。宋代缂丝上的天鹿纹移植于瓷器，典型纹饰如定窑白釉盘上的印花鹿纹，画面上两只长角鹿奔跑在枝叶缠绕的花丛中，只鹿回首张望，后一只鹿追赶呜叫。
清雍正 粉彩蝠鹿纹小杯 （一对）
 磁州窑枕面上所绘鹿纹动态不同，或在山中奔跑、或在草莽间漫步、或卧于灌木中惊望、或立于路途上徘徊，线条流畅写意。明代晚期流行以谐音和寓意象征吉祥的纹样，鹿纹作为“禄”的替代形象常与蝠(福)、寿桃组合成“福禄寿”吉祥图案出现在青花瓷器上。乾隆朝创烧的粉彩百鹿纹尊，把鹿纹的人文含义推到了，乾隆以后及近代仿制品较多。

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传统陶瓷装饰纹样，包含以狮为主的组合纹饰，如狮子与绣球、狮子与人物等。入宋以后盛行狮子与绣球的配合纹饰，习称“狮球纹”。南京博物馆藏明永乐至宣德大报恩寺琉璃宝塔狮纹琉璃建筑构件，狮作为佛教中的护法神出现，造型奇伟，制作。其他典型器有“永乐年制”篆款青花压手杯，杯心绘画双狮滚球，为永乐压手杯的上品。
明宣德 青花狮纹抱月瓶
配铜镀金瓶口、颈、耳。直口，颈中部圆鼓，刻变形蕉叶纹及缠枝花卉，口边左右饰如意绶带耳，刻草叶纹饰，线条自然流畅，构型佳好。
其余部分瓷质，溜肩，扁圆腹，圈足，足底无釉。胎质细腻洁白，釉质清莹厚润。腹两面主题纹饰各以青花绘制双狮，中心为一绣球，狮子身缠绸带，绕球相戏，活泼可爱，妙趣横生。瓶身侧绘青花缠枝花卉，缠枝勾连细腻优美，花卉鲜妍。青花发色浓重明艳，笔法流畅自然。整器古典端庄，器形稳重而不失秀美，
        圆硕而扁平的瓶体与优美空灵的双耳搭配，视觉上达到平衡。造型张弛有度，丰富了自上而下的曲线。抱月瓶外形早源自宋元时期流行于西域的陶制马挂瓶，左右双系，用以挂于马鞍之侧，民族特色。

初见于唐代三彩器上，元代盛行。白马又称玉马，特征是两膊有火焰。元代常在瓶、罐上部的云肩形纹饰中绘白马海水纹，习称“海马纹”。如元青花大罐的肩部所绘海马纹，画一匹两膊火焰上飘的白马，不加渲染，配以蓝线勾画的起伏不断的海浪，加强了白马的神奇感。
清康熙 素三彩海马纹碗 （一对）
　　是龙纹的一种，因其构图上以龙和云组成而得名。龙为主纹，云为辅纹，龙或作驾云疾驰状，或在云间舞动。始见于唐宋瓷器上，如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瓶上的云龙纹、宋定窑印花盘上在祥云间蟠曲舞动的龙纹等。元、明、清瓷器上云龙纹更为多见。

这种釉光，润而不燥，光从内发，釉面光泽蕴润如玉，与新瓷上耀眼的浮光不同。即使是新出土的老窑，其釉内略变土色，而釉表仍是光洁莹润的，与伪作的土锈水冲即净不同。这种釉光，亮而不火，是一种带有深度感的亮反光，决不像新瓷那样仅止于器表很亮的“火光”，没有深入釉层的折射光，即行里人所谓的“贼光”。
就算是出窑后历经数都未开过封的“库货”，虽光泽灿烂如新，但釉面还是有一层深厚如玉的润光，断无刺目之感。这种釉光，用手抚摸，润滑不涩，新瓷则总有涩手和毛刺的感觉，摸起来有轻微的“沙沙”声，感到有灰尘一样。
釉光是瓷器“质”的表现。现代的作伪者，无论采取高压蒸煮或用浆砣、布轮磨擦去光，或用氢氟酸涂蚀釉面再用烟尘染旧等等，都是仅可改变其“形”而难变其质，无法做到真正的以假乱真。这些伪制措施，在实施抽时，即留下了诸如釉面缺乏层次、干涩呆板、手感生涩，在放大镜下可见酸咬微孔或规则划痕等等鉴别证据。

宋应星
《天工开物》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共三卷十八篇，全书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
中国部有关陶瓷器的专著。清代朱琰著。朱琰，字桐川，别号笠亭，海盐（今浙江省海盐县）人。作者为清乾隆年间进士，生卒年及成书年不详。《陶说》初刻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称鲍廷博本。此后有多种刻本。《陶说》共6卷，分说今、说古、说明、说器4篇。卷一《说今》篇，有饶州窑和陶冶图说2节；卷二《说古》篇，有原始和古窑考2节；卷三《说明》篇，有饶州窑和造法2节；卷四《说器上》篇，有唐虞器、周器、汉器、魏器、晋器、南北朝器和隋器7节；卷五《说器中》篇，有唐器、宋器和元器3节；卷六《说器下》篇，有明器1节。书中按陶瓷器出现的顺序作历史性介绍，叙述了明、清两代饶州窑和其他代表性官窑的瓷器及制造技术。

《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
邵蛰民原撰,余启昌增补，民国二十七年(1939年)铅印本。邵蛰民（生卒年不详），北京人，好金石之学,该书乃根据其历年亲眼所见撰写而成。全书分为总论、时代、出处、色泽、器式、款识、绘画、赏鉴、杂记、附识,共十部分，对瓷器的发展变化、形制特征等详加评论,引证博赅，文笔简练。该书增补者余启昌,字戟门，浙江绍兴人，光绪八年(1882年)生,卒年不详。佘氏于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在北洋中供职，1928年后弃官从文,曾在北平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民国初年,余启昌在友人的启发下开始研究瓷器,此后又经历了承德、沈阳两处文物移存北京及故宫文物清点工作。迨至抗战前夕的古物南迁，余遂立志撰述。1938年夏,得到邵蛰民的《古今,器源流考》，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为之增补重新编辑,于当年冬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