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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林林总总列出了11个条件,先拿它们跟吴镇画的墨竹做对比,发现有一幅完全符合这十几个条件,其他的则一个都不符合。而一幅符合条件的《石竹图》恰恰是所有藏品中不为人知的,在徐小虎看来,这是因为假作太多,反而让真迹显得是“例外”,《石竹图》就是一幅“被遗忘的真迹”。
次发现台北故宫所藏吴镇之画有伪的时候,徐小虎惊得发烧病倒,在家躺了3天。半年后,她才敢再一次去台北故宫提画研究。经过盘点,她认为台北故宫收藏的50多幅吴镇画作中只有三幅半是真的。
她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蒋复璁。蒋复璁一听,说:“有赝品吗?太好了!那么我们应该马上开始研究,把真伪区分开!”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她建立了自己的鉴定方法,想要重新给古代画作断代,把那些真迹选出?来。
可惜好景不长。1983年,蒋复璁退休,新上任的院长听说故宫有假画很不高兴,在看过《被遗忘的真迹》初稿后,他甚至不让徐小虎提画。为了继续研究,徐小虎只能请各路同学朋友帮忙找高解析度的电子版藏画。
在那段时间,徐小虎写出了《被遗忘的真迹》,并因此获得了去牛津大学读博士的机会。谈及那段时间的经历,她觉得有点委屈:“院长可能觉得台北故宫有假画伤害了他的自尊。似乎(如果有赝品)就是皇帝没穿衣服。其实,皇帝没穿就没穿嘛!”
2018年从日本私人藏家手中动员回来了苏东坡真迹《枯木怪石图》和赵孟頫的两通书札,三件文物共开价1.5亿元。傅熹年参与了鉴定,认定其为真品,建议国家收购,但国家文物部门却表示没有这么多的经费。终,《枯木怪石图》在佳士得拍卖行以4.1亿港元被一位“神秘买家”买走,赵孟頫书札也拍出天价,买家身份同样没对外透露。
遇到这些事,傅熹年总是很无奈,他觉得这些东西该公家收藏的。就像他的主业本来是中国古代建筑史,在一生中却总是被一次次的运动打断,后期又被书画这个业余爱好“喧宾夺主”。
认识七十年了,他的清华同窗王世仁觉得他始终正派,不管是被打成右派时还是后来当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始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过,傅熹年对一些事很不在意,但对另一些事又很在意。如说起梁启超题赠给赴美留学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宋《营造法式》、梁思成画的建筑图手稿清华建筑系都没有出钱收购,他冷静的语调少见地变成了义愤填膺,为恩师梁思成如今所受到的这种“待遇”而愤愤不平。
师姐王其明觉得,傅熹年的“本行”虽是建筑,但对书画、古籍等精研很深,这有家庭的影响,也与他曾直接受教于“北梁(梁思成)南刘(刘敦桢)”有关,因此他能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通才。
他没想到的是,四年级划分时,清华营建系已改为纯工科的建筑系,没有了建筑史。他被分到工业建筑,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幸而1956年9月中科院与清华建筑系合办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梁思成任主任,傅熹年被所在单位派到这个研究室工作,得以回到母校清华。他以为终于实现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夙愿,但命运再一次捉弄了他。
反右运动中,因一些私下闲谈被人揭发,他被划成右派,1959年春下放建筑工程部的北京南口农场劳动。
说起这次下放,他只淡淡地说工作是“放牛、养猪、种老玉米”。他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是给母猪接生,十个八个呼噜一下子就生出来了,“挺好玩的”。下放的近两年里,他抽空反复通读了带去的《资治通鉴》和宋《营造法式》。
1960年10月,他摘掉了右派帽子,返回单位。反右后,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已被清华撤销,经梁思成联系,傅熹年等非清华人员调到了建筑工程部所属的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历史室。工作室的主任是梁思成,副主任是刘敦桢、汪季琦。傅熹年被编入民居研究组,参加了王其明负责的浙江民居调查。
王其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组里有两个能人,一个尚廓,一个傅熹年,两个人手下都很有功夫。
建筑科学院的图书馆搜购了很多建筑方面的书籍,有的是外文原版的。傅熹年提醒王其明,其中有两前欧洲建筑师到乡村采风所画的建筑速写图册,还有一本日本的《百栋集》,一百栋住宅每栋都配了一张平面图、一张剖面图和一张透视图,可以参考。王其明深受启发,觉得浙江民居调查也可以这样做。
傅熹年作品:浙江杭州上天竺民居写生稿。
王其明说,光画平面图、剖面图不足以显示建筑物的优点,要画透视图,傅熹年画透视图是一绝。“他的表现能力特别强,图画得可帅了。他画的那些民居写生图,有远有近,有大有小,配上的那些树也很好。因为他对国画的见识也比较多,很有才气的。”
王其明觉得傅熹年很有钻劲儿。他是红绿色弱,考清华建筑系前就有意识地做“预习”,画画知道自己哪个颜色不准,就注意调整。她觉得,傅熹年被划右派受打击很大,但对他来说也算一个很特殊的成长环境,还收获了知心的爱人。他划右派后,要跟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女友分手,女友却坚决不改志向,他也毫不动摇,两个人是等他摘了帽子后才结婚的。
除了画图,傅熹年的文史综合能力也有了用武之地。在协助刘敦桢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时,他开始用研究古建筑的手法来考察一些重要古代名画。
宋以前建筑实物,尤其是住宅全都灭失了,目前所见早的古代住宅是明前期的,再早就只能求诸文献、绘画等,其中绘画是形象资料,尤其重要。现存宋元绘画中保存住宅资料丰富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所画的是北宋汴梁城乡建筑,以店铺为主,兼有一部分住宅。画中对建筑物的构造、装修细部都有精细的描绘,但因为画面取景较近,在表现建筑全景方面就难以兼顾。《千里江山图》则能加以补充,它是宋画中表现住宅和村落全景多的一幅。
鉴定全国公藏古代书画
后,傅熹年结束了多年的漂泊生涯,得以回归,右派问题也在1979年“改正”。但是,他仍然不能心无旁骛地搞,因为,80年代,他又“跨界”成为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
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工作早开始于60年代初。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文化部文物局组成了鉴定小组,张珩为组长。张珩于1963年病逝,不久“文革”开始,这项工作就完全停顿了,直到1983年,才在谷牧的批示下重启。当时决定,由中宣部下发文件,将鉴定全国公藏古代书画作为一项国家任务下达。
1983年8月,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正式在北京成立,上海博物馆顾问谢稚柳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任组长,谢辰生代表文化部文物局负责协调工作,组员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杨仁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九庵,以及当时在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傅熹年。
傅熹年是在启功、徐邦达和谢辰生的联合推荐下进入这个组的,全组七个人中,六人都是七十往上的老,只有他是50岁的“小字辈”。
傅熹年还回忆,鉴定组开会时,他和刘久庵常坐在一起,互相交谈。每次提出反对意见,总有人会问:你说不是他画(写)的,那你说是谁画(写)的?可能有感于此,一般鉴定时定其真伪就够了,但刘久庵还进一步研究伪品,尽可能找出作伪者,如指出多件祝允明书法都是吴应卯、文葆光伪作的。刘久庵不但熟悉大名家,还熟悉中小名家,对一些名家的不成功之作,他往往能力排众议定其为真笔。
巡回鉴定工作于1989年底结束,共过目全国6万多件书画作品。作为鉴定成果,出版了10册《中国古代书画目录》,其中编成24卷彩色《中国古代书画图录》
巡回鉴定休会期间,傅熹年还于1987年秋赴美国考察了博物馆藏中国书画。考察是由美国华美协进社社长、翁同龢之孙翁万戈安排的,原拟安排王世襄赴美,但王世襄将这一机会让给了更熟悉书画的傅熹年。
傅熹年历时110日,参观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10个博物馆,看了大量以前只见于著录书和图录上的名作,大开眼界,归后整理成《旅美读画录》。
他此行有成就感的,是在参观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时,在一个普通库里发现了国宝级的南宋画家夏珪真迹《洞庭秋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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