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软玉的历史------从各个朝代看和田玉的文化价值
软玉历史
新疆玉石是中国玉石群中的，其中又以新疆和田玉负。《千字文》有“金生丽水，玉出昆冈”之说。昆冈玉就是指的和田玉。
从商代至汉代早期玉料不是来自新疆和田，而是来源于古代被称为“昆仑山”的祁连山之中，新疆和田玉进入中原的准确年代是西汉中期，和田玉籽料的发现者是汉代使者张骞，和田玉山料的开发时间是在明代。
上古时期
出土文物证实，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有玉器的存在了。但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艺术价值并不高，可能是由于当时人们制作玉器的经验不足，所以打造的玉器外形都是十分简单的，加上雕琢玉器的技术与工具有限，所以玉器本身大多没有纹饰。
新石器时代，以内地甚至本地产彩石作为玉器原料。主要以北方的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台湾的卑南文化为代表，主要的玉料有石英岩、硅质岩、透闪石岩、蛇纹石岩等。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和辽宁阜新市查海文化遗址出土的数十件玉器，这些玉器大多为和田玉，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早的有关和田玉文物。
在新疆罗布泊地区的楼兰遗址，新疆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玉斧，是用和田羊脂白玉制成，有的玉斧用和田青玉制成，形如铁斧一般大，玉质细润光滑。
和田玉不仅在新疆被广泛应用，而且不断向中原地区传播和运输，成为贸易交换的主要珍品。在距今6000多年的关中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和田玉玉器。可见，那时和田玉已运输到了陕西、甘肃等地。
商周时期
商周时玉成了礼器和政治地位的象征，造型与纹饰也逐渐丰富起来。
由于玉的发展已经历了一段时期，玉的制造手艺已有提升。再加上文化的发展，人们的艺术欣赏能力也得到很大的提高，所以对于如何美化玉的本身更有深层次的领悟。如商周时期的玉制品更多的会雕刻上纹饰，像龙纹、凤纹、云纹等图案。
春秋战国
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更多地使用和田玉，这可以从陕西津西张家坡西周遗址、湖北随县战国初期曾侯乙墓 ] 、河北平山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及墓 ] 出土的玉器中找到例证。战国时期是玉器发展的又一高峰，先秦古籍，如《尚书》《尔雅》《管子》《吕氏春秋》《九章》，都记载了昆仑所产的美玉 。故宫珍藏的勾连纹玉灯，是标准的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 [54] ”，是当时礼学与玉器研究的高度理论概括。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春秋战国时期，玉已经作为儒家思想文化传播的载体了。这一时期玉器种类较多，有璧、琮、圭、玦、佩、璜、管、珠等三十几个品种，有学者根据其用途分为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实用玉器等四大类。这时期的玉制作更加精美、，而且对型的把握也愈加熟练，无论是玉的外形还是其文化价值都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两汉魏晋
《史记·大宛列传》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汉书·西域传》载：“莎车国有铁山，出青玉”。西汉文学家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曾誉和田玉为“白玉之精”。
新疆和田玉真正成为中国上层社会主流用玉的历史，是在汉武帝打通中亚丝绸之路后从西域于阗国引入外贸玉石开始的。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汉使穷河源，其山多玉石。”一个“穷”字，充分说明了在汉代能够搜寻到的新疆和田玉，非常不容易。也就是说，在汉代之前，中国用玉总量中，新疆和田玉的比例因玉材供应的局限，是非常少的。
总体来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玉器远逊色于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玉文化处于由古典向中古演变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玉器逐渐以装饰玉、实用鉴赏玉为主，玉器开始走向民间，其雕刻风格特点是简单，用途简化，装饰简素。
三国以降，由于战乱的影响，玉器发展进入低潮。晋室南渡，中原与西域交通更加困难，也阻碍了和田玉的输出。不过和田玉的使用并未中断，中“贵人、夫人、贵殡三夫人佩于阗玉” 。当时人服药成风，主要是服五石散，也有服玉屑的，而以和田白玉之屑为上，葛洪说：“玉亦仙药，但难得耳……当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阗白玉尤善。 [56] ”和田玉输入江南，要费更多的周折。永明三年（485年），南朝齐武帝“遣给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永明六年乃还，得玉长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 [57] ”南朝使臣历时三年，转经吐谷浑控制地区，才获得一块大型和田玉。至于西北地区的一些割据政权，则继续从和田直接输入玉材。吕光在姑减（今武威）建立后凉政权，就曾遣使向和田购玉，“吕光之称王也，遣市六玺于于阗，六月玉至也。”
隋唐时期，和田玉的开采继续见于史籍记载。玄奖从印度回国，途经天山南路，他记述瞿萨旦那国（今和田）产“白玉、臀玉”，还说乌徐国（今莎车）“多出杂玉，则有白玉、翁玉、青玉” 。和田与内地当时有直接往来，贞观六年（632）于阗国“遣使献玉带”。
《旧唐书·西域传》称于阗国“出美玉……贞观六年，遣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明史·西域传》称于阗“其国东有白玉河，西有绿玉河，又西有黑玉河，源皆出昆仑山。土人夜视月光盛处，入水采之，必得美玉”。这里所说的于阗，即今和田。白玉、绿玉、黑玉三河即今之玉龙喀什河、和田河和喀拉喀什河。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即位，“遣内给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于于阗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带胯三百、簪四十、奁三十、钏十、杵三、瑟瑟百斤并它宝等。 [61] ”这说明到唐代中期，和田本地已有了相当规模的琢玉业。从文献记载看，和田玉以及和田玉的输入在隋唐时期并不兴旺，当时中西交通相当发达，除了间的朝贡贸易以外，主要由粟特商人承担民间贸易，粟特商人在唐玄宗时曾进贡过白玉环、璧等物。
有唐一代，随着历史背景的转换及中亚和西亚的文化艺术进入中原地区，玉器逐渐褪去了神秘和神圣的光环，走进寻常百姓家。自唐朝开始，玉的选料就大多使用和田玉。玉器图案在这个时期已经更加完整，雕刻的纹路也非常细腻鲜明，此时玉器上开始使用花卉图案，雕刻的花卉相似实物。
五代时期
五代时期，西北地区的割据政权，如占据瓜沙二州的归义军、凉州等地的吐蕃残部、占据西州的西州回鹘和于阗等都向内地输出和田玉。其中，占据甘州（今张掖）的甘州回鹘进贡次数尤多，仅据《旧五代史·回鹘传》和《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门统计，在后唐同光二年至后周显德六年（924年一959年）三十余年间，即进玉十六次 。这些政权进贡的玉材一般以“团”为计量单位，常常直接称作玉团，并有一团玉重八斤的事例。
当时和田玉的输出数额较大。甘州回鹘贡玉动辄以数十、上百团计，于阗国王李圣天甚至遣使贡玉千斤 。过去垄断和田玉的买卖，到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开放了此项贸易，“晋汉以来，回鹘每至京师，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宝货皆鬻之入宫，民间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除去旧法，每回鹘来者，听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诘，由是玉之价值十损七八。 [66] ”从此以后，玉石贸易走向活跃，虽然明清时期都曾有过中央力图垄断贸易的事情发生，但终归失败。这对于玉器进入寻常百姓家，对于玉器生产的商品化都有重要意义。
两宋时期
宋代使用和田玉的规模超过了唐代。从玉材输出看，据《宋史·于阗传》和《宋会要辑稿·蕃夷四》的记载，于阗不仅经常向宋贡玉，而且在贡品中常列。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就概括说：“国朝礼器及乘舆服饰多是于阗玉”，说明统治多用和田玉。
张世南还记录了宋代和田玉的输入途径及分类分等：“大抵今世所宝，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台山。于阗国玉分五色……唯青碧一色高下多端，带白色者浆水又分九等。”和田玉输入内地，除了依靠于阗的直接进贡之外，更多则是由西北割据政权特别是西夏转贩。根据《宋史·于阗传》的记载，丝绸之路沿途上的龟兹、高昌、甘州、沙州回鹘都曾经贡玉于宋。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元昊西攻回鹘，河西走廊，掌握了丝绸贸易的控制权。和田玉输入宋境除经西夏外，又取经青唐（今西宁）等吐蕃统治地区入陕西的路线。
先后统治中国北方的辽金两朝，继承并发展了用玉的传统。不仅上层统治者沿用中原用玉的礼仪制度，普通人着装也可以使用玉吐鹘（即玉带），老年妇女用玉片装饰头巾，称作“玉逍遥” 。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统治者禁止“庶人”用玉装饰马具，但是玉器此时已不再是官僚的品了。这无疑推动了和田玉的输出。据《契丹国志》卷二六，《高昌国三年一次向契丹进献玉石。西夏与辽金贸易多用玉石，大定十二年（1172年）金世宗对此加以批评：“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有用也。”
元代时期
元代玉器是在继承宋、辽金玉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融合。
元代玉器用料以和田白玉、青白玉为主，在加工工艺上就具代表性的就是多层镂空了。多层镂空工艺手法在元代已经发挥到了，除了能在平面上雕刻出双层图案出来以外，还可以在玉料上多层雕琢，起花可达五六层，而且每层的层次分明，具有强烈的透视效果。
元代初期，中央直接控制和田玉的开采。采玉民户聚集在喀拉喀什河上游的匪力沙（今希拉迪东），以淘玉为生，被称为“淘户”。他们采集的玉石，由释站运往大都。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命玉工李秀才至和田采玉，翌年，又命令免去淘户差役 。元中期以后，察合台汗国控制今新疆地区，和田玉或者通过回回商人贩入内地，或者由西北宗王进贡 。元朝的琢玉工匠亦多，仅大都南城就有百余户聚居，“南城彰仪门外，去二里许，望南有人家百余户，俱碾玉工，是名磨玉局。”
明代，玉石产地和田、莎车先后属于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统治，和田玉输出内地的首要渠道仍然是朝贡贸易。中国部科技著作、明末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珠玉”卷中，对和田玉的历史、特点、采法等等，作了生动的综述。
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欲制玉玺，时有西域商人从海道贡献和田玉 。永乐四年（1406年）吐鲁番万户赛因帖木尔遣使进贡玉璞 ，此后西域各国进贡玉石者不绝于史。据《明史·西域传》，先后向明朝进贡玉石的有于阗、撤马尔罕、别失八里、黑娄、把丹沙等，尤以哈密和吐鲁番为多，这些玉材都取自和田。15世纪中叶，贡玉出现了数量大增、质量转劣的新情况。由于进贡玉石优劣悬殊，弘治三年（1490年）制订的回赐办法中，不得不分别规定玉石每斤赐绢一匹，夹玉石每四斤赐绢一匹 [76] 。在此以前，甚至出现过十斤贡玉仅回赐绢一匹的特例。
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也可以证明玉石质量的粗劣。定陵出土了大批随葬玉器，包括用具、首饰、玉带，还有几件玉料，经鉴定都是和田玉。但是玉质并不一致，除了玉圭、玉带板较好外，有不少是糟坑玉，器表留下了疏密不等的点状小坑，还有一些石性较重的劣质玉，瑕玷络道颇多 。用玉尚且如此，民间自然等而下之。
从15世纪中期开始，和田山料玉就已大规模开采，但是明人著作中多数只提到从和田河中捞玉。可能是由于西域商人顾虑中原买主洞悉山料玉比子玉易得后，不能赢得高额利润，方对山料玉的开采秘而不宣，导致依靠传闻了解西域的明人，在山玉大规模开采一个多世纪后才获知真相。和田山料玉大规模开采的背景是明代社会各对玉石的需求大大增加。在西域与内地的贸易中，玉石已成为重要的一项商品。天启元年（1621年）以前，仅内府职掌的六家店，一年贩入北京的玉材就有五千斤 。曾在弘治十三年（1500年）前后到过中国的布哈拉商人阿克伯·契达依则说：“在中国，再没有任何一件商品比玉石更昂贵了。”入华的商人们带来的商品按照数量多少依次是：波斯马、粗羊毛、羊毛呢、玉石料块、金刚石等等 。玉材来源的丰富，不仅改变了玉器的琢制工艺，也大大拓展了玉器市场，终于使普通人有缘成为和田玉的使用者。
清代时期
崇尚和田玉的风气在清代达到顶峰，尤以乾隆为甚，其命人雕琢的“大禹治水图玉山”，是中国玉器中用料多、器型大、路途遥远、耗时久、费用高的玉雕工艺品，也是世界上大的玉雕之一 [81] 。乾隆挥斥巨资从距北京万里之外的新疆采集重达万斤的巨型玉材，不吝人力、财力历时三年才将其运至内地，在扬州召集各路能工巧耗时7年终于雕刻完工。“大禹治水图”玉山，从开采到后全部完工，历经十余年，所用的工时和造价，已无的资料可据，但粗略估算，至少数十万人工，耗白银更是不计其数。
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集阴线、阳线、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并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加以糅合变通，创造并发展了工艺性、装饰性很强的治玉工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
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于阗县深山产玉处已有齐家矿坑、杨家矿坑等，商人从中大获其利，而新疆代采玉矿工也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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