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书法：在文字和山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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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书法：在文字和山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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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黄宾虹的书法，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孤立地评价其风格渊源及成就，总觉不妥；将他定位为“画家书法”，也会觉得不够。所以，我们不如把视点放在他的书法观上，即有关书法的理念，是如何与他的古文字研究相关联，他的古文字研究、笔法研究又与他的山水画是怎样的关系，以这样的角度和方法，或许可扪及黄宾虹艺术世界的灵魂或谓根基，由此再来看他的书法实践，方可有所依据。

，我们不把黄宾虹定位为书法家，毕竟他终以山水画大师名世，而且，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典型，即一生修炼，暮年方得成果。虽然，一个画家，尤其开一代风气的宗师，他的选择，他的成就路径，并不仅仅取决于其本人的资质天赋，画史发展本身的规律，所身处的历史机缘，都在深刻影响、规导着他；但是，在大致把握艺术史的背景之下，我们还是先将着眼点放在黄宾虹之所以能成大器的“慧根”是什么这一探问上。也就是说，在他的资质天赋中，什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慧根”，且这一“慧根”与其大器晚成之“器”又有着何种关系。
有这样两条线索应该很重要，一是黄宾虹在近 60岁时编定的《黄氏先德录》中，记下他8岁时与族中前辈翰林公黄崇惺的一段交往：小小年纪即用“六书象形”的原理来回答老翰林“何为蚱蜢舟”的问题，博得老翰林的惊奇和褒奖；二是在78岁时将编订了近30年的著作《古印文字证》交付刊印时作诗《识字一首》，颇为自得地回忆起“曩余秉庭诏，爪掌识会意。赐赍襁负中，嬉笑得饼饵”的童年趣事。

我们知道，60岁前后起，正是黄宾虹于山水画真正开始了殚精竭虑的“变法”探索进程；80岁前后，则是他开始走向功德圆满之时，在那样的时刻里，他自己是否也在有意无意间寻找、印证那种或可称之为“慧根”的东西呢？于“六书”即汉文字的造字法则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特别颖悟，应该就是“慧根”之所在，黄宾虹自己强调这一点，当有深意在焉。
黄宾虹的深意关乎画史在近代的进展，“道、咸金石学盛，画学中兴”，即金石学是中国画经靡弱之后有望复兴的重要学术背景和学术动力，这是黄宾虹提出并不断完善的重要见解。而金石学也是他早开始并持续一生的研究课题，他庆幸自己有这份特别的天赋和机缘。黄宾虹早的著述是《叙摹印》，早的著作是1903年编订的《宾虹集印》。1907年出徽州初到上海这个当时的文化艺术中心时，识其画者寥寥，但都服膺其为藏印大家，是释读古文字的家。我们今天读到的他与友朋们的信札往还中，多见的还是有关所藏古印或过 手古印的通报、印蜕的互递、印文的商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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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3年始，一生编订所藏古印谱在六七种以上，而自矜的是所藏大都为六国古玺，下功夫也深。因为在他看来，六国时期，上承三代，下启秦汉，南北东西各地域的文字，无论字型构造的空间关系还是线条形态，都呈现出自由烂漫、变异多端的特征，具开放意味的创造性。 从1911年开始，他搜罗、排比有文字的陶器残片、封泥、陶范及与之相合的古玺。至1929年，运用刚刚进入中国的考古学和考古方法，编成一册《陶玺文字合证》，影印陶、金两组文物，相互印证“昔范土铸金，即以金文抑埴，初无二理”的史实，也“可证实印之用途”。“说略”中还称，于此古玺文字可见出书体及风格异态：“书体中有雄浑、秀劲，约分两种，皆是以为书法源流之参考”。
进入晚年的黄宾虹对有意为其集画成册印行出版的朋友表示，他有心出版期望流布于世的，一是他的画史研究著述，二是“发人所未发”的古玺及自己对古玺的释读。及至92岁逝世后，其夫人宋若婴携子女捐给国家的遗物中，古印已积有893方，手订的大小官印、玉印、图腾等印蜕并附释文共6册，是他一生心血所聚。
以这样的研究经历和成就，来印证古已有之的“书画同源”说，不会是空泛的。被文化圈内称为“当世能文识字人”的黄宾虹，释解古器物中的文字，也是为证经、证史、证文字源流，《陶玺文字合证》即是以一种更可靠的材料和方法来寻证史实。只是不同于一般文字学家、印学家，终以绘画名世的黄宾虹，不仅更注意文字、书体、书写者性情与书法乃至绘画间的关系，更注重“六书”中“象形”一法，试图从考古发现中寻获上古三代“书画往往难以分别”的更多证据，从而对“书画同源”说提出自己到的发现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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