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神道与石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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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陵石雕是中国唐代文化的标志之一，与它形成姊妹篇的是洛阳龙门石雕大卢舍那佛。唐代是丝绸之路结出累累硕果的时代，虽然乾陵和霍去病墓同在陆上丝路的起点长安，但乾陵石雕显然是呈现出一种别样的辉煌。

　　大唐武功，经济发达、政治开放，延续并助推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中国的瓷器、丝绸传到欧亚两大洲，西域的名马和香料也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与此同时，大量异域文化进入中原，从不同角度丰富滋润了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的高度成就也带给其他民族更快的发展速度和精神物质财富。唐诗成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千古杰作，唐代的音乐舞蹈也繁盛，而唐代的雕塑则从形式和思想内涵上，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高峰，其中能集中体现大唐壮伟，展现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建筑雕塑，当数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

　　乾陵位于西安东南80公里处海拔1094米的梁山之巅。完整体现着自李世民确定“依山为陵”以来，总体规划已日臻完善的唐代皇陵风貌。经过千余年岁月洗礼的乾陵，原有的城垣、寝殿等地面建筑早已随岁月而消失，但保留下来的700余米神道，南起华表，北至石狮，依山势的坡度起伏，仍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乾陵的仪卫雕刻了霍去病墓石雕群的野逸奔放，规制已然成熟。神道两侧屹立着一对华表、一对翼马、一对鸵鸟、五对鞍马、十对侍卫，并有石碑两座，王宾像六十一尊，石狮一对，陵园东、西、北门之外又有石狮数对。它们大都遵循中国传统雕刻的风格，将写实和装饰结合，无不是光耀千古的雕刻杰作。

　　在所有石雕之中，以紧邻华表的东侧翼马为出色。翼马通高335厘米，用上好的石灰岩凿成，给人的印象就是雄浑的气势和坚实的体量，马头高昂，肌肉强健，在山峦旷野的映衬中显得格外威武挺拔，震撼着古往今来的观者。这种饱满、浑厚的风格也见于很多三彩釉陶的唐马，可以看作是唐马雕刻的共同特点，更是唐王朝经济、军事高度发达的真实写照。正因大唐的财力之丰，唐人的胸怀之广，才会出现如此的神妙之作。

　　翼马的造型无疑与南朝陵墓雕刻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但翼马更趋写实，尤其是头部刻画深入细腻，显得真实有力，剪影效果生动。身体各部位的夸张程度张扬却不过分，完全符合真马的身体结构和比例。马肩上也像南朝天禄那样身生双翼，但更趋于装饰性，线条精细、流畅、优美，显示出此马非凡马的气势或索性就是天上的神马。翼马孤傲地立于高高的基石上，拱卫着主人的陵墓，千年不变，任凭风吹雨打，世事变幻，始终那样无畏无悔。

　　墓前的石马尚且如此威武，侍卫的状貌又该如何?经过五对鞍马，就来到侍卫像前。侍卫像又称直阁将军，统一做手扶长剑状，仪态肃穆又给人以蓄势待发之感。宽阔的面庞上剑眉倒竖，双目圆睁，勇武之气溢于言表，尽现唐人崇文亦尚武的进取风貌。

　　再向前走，就是的无字碑与其对面的述圣纪碑。站在无字碑下方感其壮伟，表面不着一字更给人以压迫之感，彰显着武则天任由世人评说的气度。

　　经过无字碑，过阙楼，即来到队列整齐的六十一王宾像(亦称六十一蕃臣像)。神道东侧29尊，西侧32尊，尺寸与真人等大。虽然漫长的岁月令大部分雕像失去了头部，但衣饰细节的刻画和部分保留下来的文字，还是能帮助人们辨别出吐火罗国王、于阗国王、朱俱半国王等，是唐代高度开放，民族团结，中西交流活跃的集中体现，形象地显示着当年“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壮观景象。乾陵陪葬墓之一章怀太子墓中的《客使图》，更能为我们提供盛唐时来自东罗马帝国等地客使的相貌与服饰细节，这已成为的珍贵历史资料。

　　如果说翼马形象来自西方的观点尚有商榷之处，那么献殿遗址前的一对石狮则是的外来形象。雕工对狮子的各部位作了大胆的夸张，但又符合狮子的真实比例和结构，硕大的头部几近成了方形，脖子作了弱化，增强了体量感和勇武精神。这样从各个方向的廓形来看，头和身体都统一在一个的三角形中，眼睛、鼻子和一字方口都呈圆中带方，将勇猛和威武之势发挥到了。胸肌健实前突，后肢较真狮短小但异常粗壮，巨型大爪紧紧扣住底座，正是这种统一和雄浑的创作语言，使石狮展现出了的艺术感染力，也成为后世工匠雕刻猛兽动态的范例。

　　从规模，从雕工，从气魄，乾陵都留下了后人难以逾越的文化成就，它不仅以大量石雕巨制为人们所敬仰，更以其博大的胸怀和慷慨的包容性而为世人所称道，这就是大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