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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版的北洋造“一圆”银币原本数量就不少，并非稀见。北洋银圆原本只在黄河以北地区较为通行，但辛亥革命以后，因清派兵镇压，调动大军的话，要携带巨额现银以应付各种开销，北洋银圆的影响力便随之南下进入江南及两湖一带。尔后，北洋又选择北洋银圆为新国币发行前过渡期结算收付的标准，故各地造币厂纷纷转而生产北洋银圆，直到“袁大头”正式生产为止，因此数量庞大。虽未见文献说明后造版的形式，但可断定大多数是光绪三十四年版。
明嘉靖以后，中国的币制大体上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铜钱与银两间维持一定韵比价。铜钱使用是论枚计价，白银在作为交易媒介之时是以成色及重量来计价，然而各地习用的成色与秤法不一，且银子有不同的形状，在鉴定及重量的换算上十分麻烦。外国银圆流入中国后，因其制作精美及成色、重量的划一，可以论枚（圆）使用，非常方便，慢慢成为民间交易的工具，银两在流通上的影响力逐渐式微。道光年间，“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台湾仿洋银形式老公银饼。外国银圆的泛滥造成弊端丛生，自制银圆抵制外币之议由初期的受排斥转为逐渐受到重视。
在谈论34年北洋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时，经常会提到现为伯明翰造币厂的英国喜敦厂，但该厂的相关细节在钱币书刊上常一笔带过，缺乏完整的描述，因此泉界流传着许多矛盾甚至错误的说法。对于中国机制币的发轫，该厂涉入甚早，广东钱局的成立即由其协办，而清末各省造币设备竟有三分之一购自该厂，可见其与中国近代机制币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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