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化民国官窑瓷器目前市场价格

专为袁世凯烧制 “洪宪瓷” 的郭葆昌致富后，收藏了大量古瓷，成为民国时期的陶瓷。他将家中所藏瓷器编成图谱《觯斋瓷乘》（郭葆昌别号觯斋主人），共 20 册，还著有《瓷器概说》《项子京历代名瓷谱识》等有关陶瓷的著作。郭葆昌病故后，所藏瓷器为其子女所有。文物王世襄先生怕这批珍贵瓷器散失，找到郭葆昌的子女。经周折，宋子文同意付给郭家十万美金，以 “捐献” 名义将这批瓷器收购。王世襄先生与周士庄先生对照《觯斋瓷乘》的照片及注明的尺寸，逐箱逐件清点后装回原箱，加贴故宫博物院封条。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为袁世凯 “洪宪” 年间制作，据说当时瓷工因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利用胆瓶造型及画面谐音寓意袁世凯 “胆小”，而瓶体化 “碧桃”。这件瓷器既有雍正粉彩的华美，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具有收藏价值。

1915 年 12 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 “洪宪”，尽管其皇帝梦仅持续了 83 天，但却催生了一批在民国瓷器史上品质的仿古瓷 —— 洪宪瓷。
1916 年初，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郭葆昌出身古玩行，对瓷业有一定了解，且怀有振兴瓷业的志向，他到景德镇后，利用江西瓷业公司的实力，重金聘请原御器厂的各类高手，包括造型、上釉、绘画、填彩、焙烧等方面的名师，选用精良的瓷土、彩料和燃料，仿照雍乾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制作。为了烧制这批瓷器，袁世凯不惜工本，投入了 140 万大洋，折合白银约为一百万两。据郭葆昌的外孙马常先生回忆，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不过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但无论数量多少，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相当高昂，相比之下，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上交瓷器四到五万件，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三万两白银，由此可见洪宪瓷制作的程度。

郭葆昌在景德镇担任陶务总监督后，选择景德镇市内的湖北会馆作为绘瓷工场，由陶瓷家鄢儒珍负责烧制，成功烧制了一批瓷器，主要以粉彩和珐琅彩为主。珐琅彩是由清宫廷造办处的画师自炼或西洋的珐琅料，按的样稿在烧成的白瓷上作画，再入炉烘烤而成，其料主要成分是硼酸盐和硅酸盐的混合物，在不透明的白色易熔的珐琅料中，加入适量金属氧化物色素，使得洪宪瓷的珐琅彩相较于其他瓷器更为特，色彩明艳丰满，画面生动逼真。

民国瓷器不再以改进胎、釉、彩等原料为目标，甚至也不再以工艺、技术改进为目标，而是专以绘画水准竞高下，形成了夸耀瓷绘技艺而不是制瓷工艺的趋势。这一时期瓷器装饰上仍以青花、粉彩、五彩为主流，器物形制上基本沿袭了晚清的风格，但造型上比晚清瓷器要纯朴平直些。装饰题材广泛，款识也是历朝都有，尤以清代乾隆为多见。总体上来讲，民国时期的民间仿官窑器其面貌不及原御窑仿前朝的精良，但民国初出现的 “古月轩” 瓷器，则是以仿清康雍乾瓷胎画珐琅的面目出现的。

除了经济价值，民国官窑瓷器还具有特的艺术欣赏价值。这些瓷器的瓷绘精美，色彩丰富，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卉图案，都展现出了画师们高超的技艺和特的艺术风格。如 “静远堂制” 款瓷器的单色釉，格调含蓄优美，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觯斋” 款瓷器的花卉着色清淡、布局疏朗，人物姿态恬淡，具有浓厚的文人趣味。此外，民国官窑瓷器的釉色也十分特，如洪宪瓷的珐琅彩，色彩明艳丰满，画面生动逼真，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些瓷器不仅是实用的器物，更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具有的艺术欣赏价值，为收藏者们所珍视。

民国官窑瓷器的款识具有重要的鉴定价值。“居仁堂制” 款瓷器是袁世凯任大时的瓷，其款识多为楷书，字体规整、端庄，笔画粗细均匀，书写流畅自然。“居仁堂” 三字的结构严谨，比例协调，其中 “居” 字的一撇一捺舒展有力，“仁” 字的单人旁和右边的 “二” 字搭配和谐，“堂” 字的上半部分笔画紧凑，下半部分的 “土” 字横画平稳。
“静远堂制” 款瓷器为徐世昌，其款识风格仿雍正朝，字体较为纤细、秀丽，具有一定的书法韵味。如 “静” 字的青字旁线条流畅，“争” 字的笔画略显修长，整个字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远” 字的走之底写得灵动自然，“堂” 字的结构紧凑而不失大气，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