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红釉瓷器

在景德镇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明宣德年间，有一天皇帝穿着一身红袍，偶然从一件白瓷旁边走过，突然发现白瓷被染成红色，格外鲜艳夺目，于是皇帝传下圣旨，命令御窑厂马上烧出这种红色瓷器。然而由于铜红的呈色极不稳定，在烧制中对窑室的气氛又十分敏感，稍有变异便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时一窑甚至几窑才能烧出一件通体鲜红的产品，所以要得到比较的红釉十分不易。正当窑工们屡烧不成眼看限期已到，就要大祸临头时，其中一位窑工的女儿得到神仙托梦，要她投身熊熊燃烧的窑炉之中，以血染瓷便 可成功。于是她成人不行，投身入窑，只见一团炽烈的白烟腾空而起，满窑瓷器皆成红色。这个传说虽极富传奇色彩，但如此悲壮的故事，充分说明红釉烧之不易，后人遂以“祭红”命名宣德时期的一种特殊红釉器，即以此纪念这位传说中的烈女。

清代是我国陶瓷的黄金时代，此时各种颜色釉已是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甚至同一种釉色也能烧出不同的色调，如蓝釉有天蓝、洒蓝、霁监之分，青釉有粉青、豆青、东青之别。此外，还有集各种色釉于一器、变化莫测的“窑变”花釉，以及鳝鱼青、鳝鱼黄、蟹甲青、蛇皮绿、茶叶末等铁质结晶釉。康熙年间还恢复了失传二百多年的高温铜红釉，而且名品迭出，如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不胜枚举，充分体现了此时景德镇窑工们对各种金属氧化物呈色规律的熟练掌握和高超的制瓷技艺。

使红釉瓷器的烧制在清代又一次出现了繁荣兴旺的盛况，除郎窑红外，还 许多名品种。陈浏(寂园叟)在其《陶雅》一书中曾列举当时的红釉品种有十多种之多，它们或因其形色近似某种事物，而名之为“鸡血红”、“生血红”、“豇豆红”、“桔红”、“宝石红”、“珊瑚红”、“胭脂红”等；或因其制作方法不同而名之为“铜红”、“抹红”、“吹红”、“矾红”等；或以其使用性能而命名为“祭红”；或以其烧造的主管人使隐患如“郎窑红”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在这些的红釉中，一种比郎窑红更为名贵的高温铜红釉，即康熙朝的“豇豆红”也熠熠生辉。

在色调上与郎窑红那种有如牛血一般浓艳的红色正好相反，它是一种浓淡相间的浅红色，素雅清淡，柔和悦目，因红釉中多带有绿色苔点，颇似红豇豆的颜色，故得此名(图四八)。此种釉色本是烧制过程中的变化所致，然而绿色斑点在浑然一体的红釉中，却也别具情起。它们有的在匀净的粉红色中泛出深红的斑点，有的则在浅红色中现出绿斑，颇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清人洪亮吉诗)的奇观。豇豆红的釉色有上、下、高、低之分，釉色通体一色，洁净无瑕者名为“大红袍”或“正红”；而含有深浅不一的绿色斑点，就是“豇豆红”，还有人称之为“美人醉”；色调再浅些的被称为“娃娃脸”或“桃花泛”，它虽不如深者美艳，但也有幽雅妖嫩之态；再次者色调或者更浅，或有晦暗浑浊，就名为“乳鼠皮”或“榆树皮”。一种红釉竟有如此变幻莫测的色调，称得上千古之奇了。

豇豆红在欧洲有专名为“Peach Bloom”(桃花红)。它之所以蜚声瓷界，珍贵无比，一方面是由于其釉色如婴孩双颊微赤，美人初开笑颜；或红似海棠花初放，桃花绽开；或如早霞朦胧，旭日东升，富有无限诗意。另一方面也由于烧成条件极难掌握，是铜红釉中难烧的一种。根据科学分析和显微观察的结果表明，烧制豇豆红重叠挂釉两三层，它即需使用还原焰煅烧，还要适当放入一些富于氧气的空气，方能出现那种复杂微妙的绿色或桃红色，可说是巧夺天工。豇豆红仅见康熙一朝烧有此品种，而且是宫廷御用之器。传世吕中绝无大器，主要以文房用具为主，如菊瓣瓶、柳叶瓶、太白尊、石榴尊、笔洗、印盒等，器物底部均书“大清康熙年制”青花款，所以更为珍奇。

红釉瓷有精粗两种，精者口沿都有“灯草口”，而且非常整齐，是烧制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深浅变化，康熙时的仿品则是用白边画的。施釉法有里外两种都施红釉和里白釉外红釉，多以薄胎釉为主。红釉面橘皮。形体外壁有棱棱，白胎多露，形成出筋现象。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棱花式洗面奶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莲瓣卤壶。红色和白色明显，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