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民国官窑瓷器款识真品图片

清末，江西鄱阳的 “云林画室” 造就了一批绘画人才，如黎竹庵，后来成为有名的画师，其瓷板画备受人们喜爱，还有人成为景德镇刻瓷名家，创出刻瓷特技。民国初期，饶州统税局局长缪某请黎勉亭刻袁世凯像献上，袁世凯大喜，令其入京授职，并雕刻像，其刻瓷作品应算袁世凯特制瓷的一部分。

1915 年 12 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 “洪宪”，尽管其皇帝梦仅持续了 83 天，但却催生了一批在民国瓷器史上品质的仿古瓷 —— 洪宪瓷。
1916 年初，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郭葆昌出身古玩行，对瓷业有一定了解，且怀有振兴瓷业的志向，他到景德镇后，利用江西瓷业公司的实力，重金聘请原御器厂的各类高手，包括造型、上釉、绘画、填彩、焙烧等方面的名师，选用精良的瓷土、彩料和燃料，仿照雍乾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制作。为了烧制这批瓷器，袁世凯不惜工本，投入了 140 万大洋，折合白银约为一百万两。据郭葆昌的外孙马常先生回忆，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不过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但无论数量多少，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相当高昂，相比之下，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上交瓷器四到五万件，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三万两白银，由此可见洪宪瓷制作的程度。

这些 “居仁堂” 款瓷器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以及袁世凯自用，它们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华贵，又融入了民国时期的新风格，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例如粉彩山水三果双耳瓶，白地施彩，瓶口至肩部以及腹下部分饰青花图案，腹部绘山水人物图案，颈部饰耳，是典型的民国瓶类瓷器风格，但其釉质洁白无瑕，描绘入微，具备 “内庭恭造之式” 的品质，2005 年 12 月 12 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此瓶以 57.2 万元成交，创下了洪宪瓷的拍卖纪录。
洪宪瓷存世量，随着袁世凯的倒台，“洪宪瓷” 流散，成为瓷器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宝物，其收藏价值，不仅因其精美绝伦的工艺，更因其承载的特殊历史意义，是研究民国时期瓷器制作和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民国官窑瓷器仿古色彩较重，是中国仿古瓷历史上的高峰期之一，以仿历代名窑作品为主，尤其以仿清康、雍、乾三代的瓷器为常见。常见的有仿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青瓷，仿隋、唐、五代的白瓷，仿宋代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瓷，仿元代青花瓷，以及明清的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及单色釉器。民国初期，景德镇的仿古瓷作坊遍布街头里弄，在南门码头的黄家洲还形成了仿古瓷集散地。这个时期大量的仿古瓷集中在仿明清各朝代的官窑瓷器上，多的要属康、雍、乾三朝的瓷器。

民国瓷的釉面一般略微泛黄，表面光泽柔和，给人一种松软之感。像一些粉彩瓷器，其釉面的光泽柔和温润，没有刺眼的反光，这是由于当时的釉料配方和烧制工艺所决定的。但这种柔和的光泽并非暗淡无光，而是在光线下呈现出一种内敛的光泽，仿佛有一层薄纱覆盖。
民国后期，釉料经过机械处理，釉面明净细润，但同样光亮柔和却不刺眼，这是因为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氧化，釉面形成了一种特的温润质感。不过，现代仿品的光感往往过强，没有真品那种柔和自然的感觉，即使经过人为做旧处理，其光泽的分布和质感也与真品存在差异。例如一些仿洪宪瓷的珐琅彩，其釉面的光泽可能会显得过于亮丽和均匀，而真品的珐琅彩釉面在光线下会有细微的变化和层次感。
此外，民国瓷器的釉面还可能存在一些细小的瑕疵，如缩釉、串烟等现象，但这些瑕疵在真品上往往呈现出自然的状态，而仿品的瑕疵则可能是刻意为之，显得不自然。

民国官窑瓷器的款识具有重要的鉴定价值。“居仁堂制” 款瓷器是袁世凯任大时的瓷，其款识多为楷书，字体规整、端庄，笔画粗细均匀，书写流畅自然。“居仁堂” 三字的结构严谨，比例协调，其中 “居” 字的一撇一捺舒展有力，“仁” 字的单人旁和右边的 “二” 字搭配和谐，“堂” 字的上半部分笔画紧凑，下半部分的 “土” 字横画平稳。
“静远堂制” 款瓷器为徐世昌，其款识风格仿雍正朝，字体较为纤细、秀丽，具有一定的书法韵味。如 “静” 字的青字旁线条流畅，“争” 字的笔画略显修长，整个字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远” 字的走之底写得灵动自然，“堂” 字的结构紧凑而不失大气，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