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三代朗窑红瓷器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红釉器之所以前代而树一帜，一方面是窑工们在长期实践中,找到了釉料配制的正确比例，掌握了烧制红釉瓷的恰当次候；另一方面也与朱元璋曾在洪武三年颁布“以红色为贵”的规定有关(《明史?礼志》)，虽然在传世或出土的洪武器里，红色的红釉器较少见，但却大量出现了用铜红在釉下绘出花纹图案的器物，即陶瓷史上的釉里红器，在红釉器的大家族中，也算得上一枝秀。永乐时期朱棣皇帝虽普一度崇尚白色，但后期他仍以红色为贵，例如在景德镇明代御窑厂遗址中，发掘出永乐前期地层内98%以上器为甜白瓷，红釉器甚为，而永乐后期地层中的红釉却猛增，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永乐前后宫廷色尚的变化。

清代是我国陶瓷的黄金时代，此时各种颜色釉已是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甚至同一种釉色也能烧出不同的色调，如蓝釉有天蓝、洒蓝、霁监之分，青釉有粉青、豆青、东青之别。此外，还有集各种色釉于一器、变化莫测的“窑变”花釉，以及鳝鱼青、鳝鱼黄、蟹甲青、蛇皮绿、茶叶末等铁质结晶釉。康熙年间还恢复了失传二百多年的高温铜红釉，而且名品迭出，如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不胜枚举，充分体现了此时景德镇窑工们对各种金属氧化物呈色规律的熟练掌握和高超的制瓷技艺。

指清代康熙时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郎廷极署窑务时烧造的一种高温铜红釉。其釉色好似初凝牛血一般鲜红浓艳，并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光亮夺目，极尽绚丽灿烂(图四七)。在西方通称为“Sang de boeuf”，它可与饮誉中外的明代宣德“宝石红”并驾齐驱。郎窑红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釉的流动性，其口边一圈因釉薄而呈白色。通体釉面除开有大片裂纹外，还有许多不规则的细小牛毛纹显现，垂流部分更是色浓釉厚，但它们恰好中止在底足周围，整齐如削，决不流过，这些都形成郎窑红的一种特风格。基于这些特征，在文物界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也成为鉴别真伪郎窑红的一条重要依据。由于郎窑红的釉料制作和烧成温度极难掌握，所以在景德镇流传有这样一句话：“若要穷，烧郎红。”这也是郎窑红之所以名贵的原因之一。清人许谨斋曾有一首诗赞美郎窑红早：“宣成陶器夸前朝，……迩来推郎窑，……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戏呈紫衡(郎廷极之字)中丞》)诗中所言的“红琢玉”就是指郎窑红而言，“贡之廊庙”则说明当时郎 窑红器物曾从内廷。结合郎窑红的传世之物，也不难看出，如观音尊、棒捶瓶、穿带瓶、胆式瓶、梅瓶、僧帽壶、高足杯等，无论其造型、釉色皆鲜红浓艳、雍容华贵、气度非凡，应该都是宫中陈设之物。

使红釉瓷器的烧制在清代又一次出现了繁荣兴旺的盛况，除郎窑红外，还 许多名品种。陈浏(寂园叟)在其《陶雅》一书中曾列举当时的红釉品种有十多种之多，它们或因其形色近似某种事物，而名之为“鸡血红”、“生血红”、“豇豆红”、“桔红”、“宝石红”、“珊瑚红”、“胭脂红”等；或因其制作方法不同而名之为“铜红”、“抹红”、“吹红”、“矾红”等；或以其使用性能而命名为“祭红”；或以其烧造的主管人使隐患如“郎窑红”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在这些的红釉中，一种比郎窑红更为名贵的高温铜红釉，即康熙朝的“豇豆红”也熠熠生辉。

清雍正 胭脂红釉酒圆

尺寸直径6.5cm

成交价RMB 4,600,000

中国嘉德2024春季拍卖会

色彩之明丽与封建帝王形成了现在常说的"反差感",这也是很多人看到这一色彩器物的惊喜根源!



清雍正 内洋彩瑞果纹外胭脂红釉茶圆

尺寸直径9.5cm

成交价RMB 3,795,000

中国嘉德2022春季拍卖会

陈浏《陶雅》有评“胭脂红者，华贵中之佚丽者也……匀净明艳，殆无伦比。紫晶逊其鲜妍，玫瑰无其娇丽。”杯内壁施滋润白釉，上以洋彩绘瓜子、葡萄、香瓜等各式瑞果，色泽靓丽，寓意吉祥。外底心青花单圈内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LOT 1332

清雍正 霁红釉小胆瓶

H:16.7cm

估价：RMB 250,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款